◎ 尤英夫
台中地院法官張淵森日前辦案時，發現刑事警察局在搜索票聲請書中，利用嫌犯以簡訊實聯制發送的簡訊鎖定嫌犯行蹤。由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再向國人保證，簡訊「只會做為疫調使用」，警方卻利用民眾的簡訊掌控嫌犯行蹤。因此他要做吹哨者，指簡訊實聯制已被「不當」利用；後來指揮中心重申簡訊只會傳送給電信公司，且只保留廿八天，並僅限疫調使用。
由於簡訊可找出手機持有者、進出場所和時間，涉及個人隱私，引起熱議。我們認為，指揮中心並未主動或被動提供實聯簡訊予警方，而警方追查嫌犯行蹤，必須窮盡一切方法找出嫌犯，包括嫌犯來去蹤跡。簡訊既然可以找出嫌犯，為了逮人，為何不能利用來自簡訊實聯制的通信紀錄？更何況，警方偵查犯罪只要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聲請，由檢察官或法院核發，即無違法問題（台中地方法院也表示，尊重張法官個人的想法）。
唯本文要談的是，假定警方所取得的簡訊有問題，法官要斟酌可否當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八之四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而最高法院九三年台上字第六六四號刑事判例也說：「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若不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且若僅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例外地被排除，例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微，若遽捨棄該證據不用，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所接受，自有害於審判之公平正義。」
可見警方所取得的簡訊縱然可能有問題，法官也不見得不採用，這不是鼓勵治安單位可以不擇手段辦案，而是為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安全之維護，不得不如此規範。
（作者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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