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書立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後，一份民調指出，認為治安環境比以前更差者高達四十八．九％。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遭遇重大治安事件後，民調結果認為治安變差各國皆然。但這在測量上已經失去意義，因為這個測量不具有測量恆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
美國Gallup及Harris公司曾進行長達三十年的治安趨勢調查，Gallup民調中，有一項是民眾會不會害怕獨自在街上行走，結果顯示，民眾對於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程度，遠高於實際犯罪數據，而恐懼正是來自於近期發生的重大治安事件。Skogan 和 Maxfield（1981）的研究也證實，民眾恐懼的程度遠超過實際犯罪情況，例如每年只有六％的被害人，卻有一半以上的美國民眾有犯罪被害恐懼。Figgie Report（1980）更指出，強姦案會引起近五十五％的女性產生恐懼。
因此，近日治安民調不足以客觀分析問題，怪罪於治安會報或基層警察未開出三聯單，亦同樣偏離問題核心。過去以數字來判定治安紅綠燈，也已非當前的整體偵防策略。
從主流民調數據顯示，民眾對整體治安狀況滿意度在長期監測下，自一○五年的八十七．二五％及八十五．二七％逐年上升，至一○九年上半年分別為九十一．四五％及九十．二六％，有客觀事實與長期監測數據可稽。
長榮大學女學生命案令人憤慨，但指責與恐懼都無法阻止悲劇發生，痛定思痛，正是因為當時的情境治安出現破綻，誘發了犯罪行為。因此，問題核心在於情境犯罪預防。我們應早一步改善環境中的不利因子，同時運用科技設備提升對目標人口的安全、尤其是安全通道與照明控制，另輔以學校同儕互助，同時立法授權對於高潛在的治安顧慮人口能進一步掌握，才能有效避免悲劇發生。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博士生）
◎ 王翔正
根據近五年暴力犯罪（恐嚇取財、傷害、妨害自由、刀械槍枝等四大犯罪）統計數據，從二○一五年的二○七三二件，增加至二○一九年的二四六三八件，六都也都呈現逐年增加的狀況，足以顯見暴力犯罪質量持續惡化。
治安梳理錯綜複雜，並非急就章地更換縣市治安首長這樣容易。以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學生遭擄姦殺棄屍案為例，梁姓嫌疑人除了情緒控制問題，目前無業也是因素之一。二○○三年學者桑普森和勞伯（Robert Sampson and John Laub）提出犯罪學生命史理論，顯示是否擁有工作，為突然中止或持續犯罪的重要判斷依據。可見生活足夠的經濟支持，絕對是預防犯罪的良藥。
金融研訓院月初發佈《2020台灣金融生活調查》報告，顯示有四十七％的家庭年收入低於八十萬元，屬於財務脆弱的潛在族群。該調查更指出，有三成民眾幾乎沒有儲蓄，有十九．五％的民眾無法在一週內籌到十萬元，甚至有十五．五％光是基本生活開銷都有困難，若面臨突發性狀況，例如失業、疾病、意外等衝擊，經濟狀況堪憂。
今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失業率增高，全民經濟狀況備受考驗。對於社會底層的人民，每日生活開銷是一項生活壓力，壓力會帶來行為改變，根據臨床實驗發現，暴力行為與壓力有關，壓力會提升動物的攻擊性，所以要減少暴力犯罪，釜底抽薪的方式為政府努力拚經濟，降低老百姓生活壓力，就能夠降低情緒暴力行為，打破犯罪循環。
（作者為公務員，屏東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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