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高雄氣爆造成重大傷亡，雖所涉及者眾，但檢察官起訴業務過失致死罪者，卻僅有高雄市政府水工處的公務員、榮化與華運公司的高層及員工，總共十二人。而此案於第一審，全數判處有罪，但來到第二審，除公務員仍判有罪外，其餘全數改判無罪。如此的落差，凸顯出目前對組織體究責的困境。
在我國刑法體系，並不承認法人具有犯罪能力，因此在遇有企業造成人的身體、生命侵害時，就必須針對執行業務的自然人為究責。只是根據刑法第二十八條的所謂共同正犯，在主觀上須有犯意聯絡、於客觀上須有行為分擔，故於公安災害之場合，在相關人等只可能負有過失責任，致不會有任何犯意聯絡下，就無法為共同正犯之歸責，致須各別認定責任。
而以高雄氣爆案的榮化公司來說，其所輸送丙烯的管線，因屬於危險源，自負有防止外洩的作為義務。只是就高層而言，如董事長或總經理，雖有管理與掌控公司之權，致對於下屬執行業務具有監督之義務，但在分層負責與分工的體系下，如此的監督義務到底要到什麼程度、是否必須注意到埋設與維護管線的具體事務，就可能產生因法官而異的歧異解釋，這也是造成第一、二審判決差異的重要關鍵。
如果對高層的究責有難度，自然就會指向具體執行業務者。而於高雄氣爆案裡，這些負責管線維護的人員，雖對於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氣體外洩有預見可能性，就必須盡到迴避結果發生的義務。只是如此重大的公安事件，造成死傷結果的原因很多，尤其在高雄，埋設於地下的管線，實相當複雜。換言之，即便榮化員工盡到了防止氣體外洩的義務，但結果是否因此不會發生，實也未知。故若基於罪疑惟輕原則，最多只能算是過失未遂，則在我國過失犯不罰未遂下，第二審改判無罪，似也於法有據。
故於第一、二審判決有極大落差，未來於最高法院，勢必得開啟大法庭為言詞辯論，以來究明公司人員於公安事件該有的刑事責任。而面對現在與未來可能增多的企業不法，刑法是否正式承認法人的犯罪能力，也是立法上必須仔細思考的課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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