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建志
發生於1990年3月16日至22日的野百合學運，成功地終結了中國國民黨用來鞏固其威權獨裁統治，所設計出荒謬的自1948年起永遠不需改選的國會議員終身任期制（包括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考試委員、監察委員）。這場運動也成功地推動後續的國會全面改選，並迫使執政的國民黨廢除其威權統治法源的「臨時條款」與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也巧妙利用學運所帶起的民意力量，對抗國民黨內的法統派守舊勢力，並逐步推動體制內的轉型，帶動民主改革，使其在後來於1996當選第一任的台灣民選總統。因此，野百合學運在九零年代對台灣政治制度的改革與民主化的進程上，的確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除了年輕人特有的熱情與理想性格，在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為何這群大學生敢冒著極高風險，發動學生運動來對抗黨國體制呢？這群青年為何對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持有堅定的信仰與行動的信念呢？回顧當年台灣內外部的環境，有幾項因素扮演了重要的驅動力量：
一、東歐諸國民主化運動的成功。從1989年的6月起，原為蘇聯附庸國的東歐諸國，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先後展開了由人民與學生領導的民主化運動，並一一地推翻了各國原有的獨裁政府。這些民主運動的成功，透過國際新聞的大幅報導，開拓了台灣青年的視野並帶來了勇氣。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讓許多學運青年認為我們也應該站出來對抗國民黨長年的獨裁威權體制。
二、國內經濟處於高峰期。1989年6月台灣的股市首次站上萬點，在當年的8月28日，台灣股市成交量甚至曾寫下單日總成交值創下全球股市的新紀錄。活絡的經濟，使當時的台灣社會不時要求政府在民生經濟上解除更多的管制，富裕的民間社會也對各種抗議活動有較高的容忍力，因而間接提供了群眾運動與學生運動開展的空間。
三、中國六四學運的失敗。1989年4月起，中國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近兩個月的爭民主運動，最後在6月4日以中共解放軍的血腥鎮壓而失敗收場。但諷刺的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在1989年的政治宣傳是以支持聲援中國學生推翻共產專政為主軸隔海唱和，因此在國內，國民黨政府對同樣來自大專校園的各種爭民主的訴求，便陷入一個難以處理的窘境。國民黨不願被國際社會認為它與中國共產黨一樣的殘暴，因此在使用軍警暴力鎮壓學生運動上便有所忌憚，這也給了當時台灣的學運成員一個放手一搏的機會。
四、鄭南榕先生的自焚。主張爭取全面言論自由、支持民主化與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毫不畏懼的鄭南榕先生，在當年是許多知識分子景仰的對象，他所創辦的《自由時代》周刊是當時學運成員的知識養分，有些學運成員甚至是在他本人引導下得到啟蒙。因此當鄭南榕先生在1989年4月7日選擇以自焚的方式抗議國民黨對他的不當逮捕而犧牲生命後，各校學運成員深感哀痛，當年鄭南榕先生出殯的行列裡甚至有一個跨校的學生隊伍。之後，學運成員開始思考如何擴大跨校合作，與聯合起來一起衝撞體制的可能。在此之前，各校的學運成員多以爭取校內的民主改革為主，鮮少有直接衝撞政府體制的大型抗議行動。鄭南榕自焚事件後，某個程度激化了學運分子拉高對抗威權的對象，並開始積極走上街頭。
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學運成員串連起跨校動員的能量，只能在一場又一場的讀書會與工作隊中逐步累積，這樣的交流經驗與信任感，是在3月16日由幾位台大學生發動至中正紀念堂大門抗議的隔天，各校學運社團便能迅速展開動員其所屬成員到現場撐起氣勢的重要因素。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寫下了台灣民主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而今年的3月16日，剛好是這場學運的三十週年。這30年的過程，我們見證了台灣在各方面翻天覆地的變化，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真正的民主，許多人更積極參與了幕後推動的工程。30年的時間，可以讓這一個世代的青年從當時滿懷熱血的覺醒青年，轉變為家中也孕育出學運青年子女的父母。30年的時間，讓這個世代的許多成員在投身政治工作後，逐步成為中央與地方的重要政務官員與國會議員。30年的時間，也讓這一個世代的青年在經歷充分的歷練後，成為企業與組織裡的領導者。換言之，經過30年時間的磨練，許多野百合學運的核心成員與參與者已成為社會上各行業的領導者與決策者，並在各自的崗位上肩負重要的責任。
回顧野百合學運三十週年，我們應一起藉此檢視這個世代的力量對台灣的影響，也希望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成員一起來反省自己是否盡到了這個世代應盡的責任。
一、在體制內持續追求進步價值
有別於某些國家透過內戰或是大規模流血衝突才得以推翻極權政府的民主化過程，台灣走的是體制內的漸進式改革路線，雖說其代價是改革進程的緩慢，以及提高轉了轉型正義工程在追究共犯責任的困難，但大幅降低了武力衝突所造成的昂貴社會成本，也讓台灣贏得了國際稱羨的寧靜革命式的民主轉型。野百合學運本身其實也依循了這樣的路線，在體制內的折衝與角力，其實就是一種妥協的過程，但我們希望走入體制內的野百合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必須時時警惕自己，切勿被體制內的保守制度與文化制約而喪失改革前進的動力。唯有持續追求與國際並行的進步價值與政策，方能讓野百合世代所代表的集體世代力量不致腐化。
二、建立學運世代的典範
從野百合學運後這三十年的台灣民主發展史，我們看到許多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成員進入政治領域工作，也有許多人在學術界與NGO服務，不可否認的，年輕時所參與的學運經歷，讓這個世代的成員較容易吸引社會注目與資源，包括政治上的資源以及媒體的鎂光燈。 絕大部分的野百合學運世代成員其實都明瞭這份「隱性的特權」伴隨而來的是更多的責任與承擔。我們期待野百合世代成員能透肩負這樣的責任，特別是如今皆已進入中年，建立起足以讓後輩所效法的一種典範，對社會與國家皆有重要的意義。
野百合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必須懂得團結彼此，不僅是橫向團結同世代的老戰友，也要能縱向團結不同世代的力量。特別是與青年世代的連結。在野百合學運後台灣的另外兩次重要的大型學生運動有二，一是發生於2008的野草莓運動，以及2014的太陽花運動。這兩次的大型學生運動，透過參與者的人際網路，皆各自形成了屬於他們的世代。特別是太陽花運動所展現與凝聚的青年力量，是自2012年起的反媒體壟斷、2013洪仲丘事件而起的白衫軍運動，以及反土地徵收運動等所累積而成的。在接下來的十年，野百合學運世代應該也會逐漸被後繼的世代所承繼與取代。希望野百合成員都能以歷史洪流的角度觀看與審視自己的時代使命，建立起一份可供承繼的世代典範。
三、團結對外，世代共贏
與野百合運動後政治的成果部分為李登輝前總統吸納以轉化成為推動他所擘畫的寧靜革命不同，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可貴之處，在於運動結束後啟蒙了更多的台灣青年與學生，站出來支持以台灣為主體以及捍衛主權的活動，並在政壇上形成多股新興的本土政治結社。這些力量嘉惠了民主進步黨在2014的六都選舉與2016的總統大選。雖然在2018年底的選舉曾短暫的打擊了民進黨，但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與美中對抗的兩大外部因素下，青年力量仍選擇了捍衛台灣為優先的路線，並在2020年一月支持蔡總統贏得壓倒性的連任。這些都是新世代青年展現的集體力量。
不論是哪一個時代的運動，其最珍貴的共同點在於站在台灣本土的立場，追求屬於台灣人的民主權利，推動台灣的價值認同與獨立國格，簡言之，就是站在捍衛台灣路線的立場對抗中國法統勢力。中國法統勢力的代表過去是中國國民黨，現今則是島內的紅統勢力以及隔著台灣海峽的中共政權。由於這個基於認同台灣與抵抗中國迫害所形成的歷史軸線是歷代學運的主幹，因此跨世代能否團結對外，將影響台灣未來的命運。
此外，在台灣人口高速老化的今日，青年世代未來肩上扛的是比我們更為沉重的社會壓力，因此野百合世代的政治人物請切記為青年世代創造機會的重要性，政策推動應以青年世代的未來為優先。
至於面對中國，世代的團結合作更是至關重要，我們要體認新一代的台灣認同就是綜合了包含了中華民國的台灣，新的台灣認同不是以血緣宗族或法統為依歸。新的台灣認同是站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上所生長茁壯的台灣認同。這股認同將是驅動台灣持續進步的最大力量。
學運世代的形成就是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實踐過程。野百合學運三十週年的意義不僅在於回顧，而是要形成承先啟後的世代力量，持續在未來打造一個理想的台灣。
若說學運真正值得留下有意義的價值，那就是眾參與者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裡，一起從追求小我走向對追求大我實踐的生命記憶。希望每一位不同世代的學運參與者，特別是在檯面上的政治領袖與有志於公眾事務的新生代政治工作者，能永遠保存這份生命記憶所帶來的啟示與感動，以及珍惜夥伴們共同走過的革命情誼。從廟堂到車站，從國會到政院，從校園到街頭，無論運動的場域為何，物換星移，運動者的臉龐何其美麗，運動的初衷永遠動人！
（作者為前野百合學運文宣組召集人，現服務於資通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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