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伯芬、王昱鈞、許瑞福
高等教育發展在台灣像是一個無解的結，滿街的流浪教師、塞滿科技部的博士後研究員、低薪過勞的研究生等等眾多的問題下，高等教育這艘滿是漏水與傷痕的大船，依然承載著政府引以為傲的「優秀人才」培育任務。
碩博士的學習時間長、教育投資成本高、取得學位後也沒有太多合適的工作。即使幸運取得正式教職後，教授升等及研究點數等等的制度限制，使得缺乏資源的年輕研究者，在進入教職後，遇到另一波的壓迫。無法取得正式教職，就必須忍受風塵僕僕的兼職教學生活，或是勉強自己接受一個缺乏勞動權跟工作權保障的專案教師職務。高教工會估計目前有二千多名專案教師。
每當我們談起，該如何面對並解決高教的問題時，教育當局與校方總是晃著滿是赤字的結算表，告訴大家教育資源就是不足，每間學校都在虧損營運！在不斷壓縮預算下，教育部放任各大專院校自營，結果就是造成各校緊緊抓住校務基金的管理權，任意的使用派遣教授、專案教師來取代長期聘用的教職。對於研究生的培養，一邊賺取學生們的學雜費，又透過研究計畫獲取碩博士生們的勞動力。對於他們的生活，薪資、勞動保障、宿舍床位卻吝嗇的令人髮指。
大學自治應該是要帶來獨立開放的學術環境，為技術研發跟人才培育打下基礎，不受到政治與社會特定利益的影響。1980年代，台灣社會掀起民主化運動，這股思潮似乎沒有進入庭院深深的高教校園之內。校園民主化不是校務會議中的投票儀式，民主化的前提在於資訊的公共化。對於校務基金制度的修正，正是這條高教改革之路的重要一步。校務基金制度的不透明，直接造成了資源分配的不透明，教授的薪資、實驗經費和學校經營經費都來自於校務基金的使用與分配。在目前的制度下，校長為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集人，擁有校務基金的使用規劃權力，另一手又抓著基金使用的稽核人員的任命權。
校務基金的來源來自於教育部的補助、學生的學雜費與研究計畫收入，是人民的稅收、學生家長的薪資與研究生與教授的勞動成果。因此校務基金的使用，應該是要回饋到國家人才的培養、研究生的生活與研究資助及年輕教授的培育與回饋上。在目前「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制度下，校方對於基金使用的全盤掌握。資訊的不透明造成校務基金的利益相關人員無法真正得知校務基金的分配比例與原則，自然無法爭取到自己所需的資源。因此校務基金制度的改善，真正的核心在於「資訊的公共化與透明化」。
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死結，之所以無法根本的解決，主要是保守的校園治理機構，還充滿著各種不透明、便利行事和不民主。從時力鄭秀玲委員提案，鍾佳濱、張廖萬堅和林奕華等跨黨派連署之「校務基金條例」第五條、第七條的修法，讓大學師生能參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稽核委員會，是邁向制度資訊透明化上的重要一步。在高等教育問題的黑暗中，可成為腳前的一盞明燈，讓校園邁向真正的民主化。
（作者分別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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