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文珊
在近五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中，南亞裔香港人逐漸成為具有公民政治意味的關鍵少數。南亞族群是否可以拒斥港府的「紅蘿蔔同棍子」二手策略，是香港未來能否發展出公民國族主義的一道門檻，而宗教亦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先是林鄭特首日前發表第三份「施政報告」時，宣布將採取措施鼓勵少數族裔加入紀律部隊。這或許是因為721福建黑道元朗無差別行凶，831香港警察太子站恐襲，凡此種種讓香港市民越來越反感特區政府及實施內部殖民的中國。為了轉移民怨，也為了疏解警方人手的不足，南亞人這下子派上了用場。
然而，在恐怖統治的邏輯中，棋子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用處。在民陣計劃邀請少數族裔打頭陣參與九龍大遊行的前夕，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在旺角遇襲，凶徒據稱是四至五名南亞人。這不是反修例風波中，第一起南亞人疑遭買凶的事件。八月29日便至少兩名與香港「反送中」抗議有關的活動主辦單位負責人，在公開場合無故遭非華裔南亞人士圍毆。除了岑子杰之外，「光復元朗」大遊行的發起人鐘健平，亦在大埔發生類似「打出頭鳥」事件。
香港人口中所謂的「南亞兵團」的成立，背後有其結構性的因素使然，政府施政責無旁貸。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南亞族裔不過佔總人口數百分之八，卻構成貧窮人口的一半。他們多從事藍領工作，像是家庭傭工及非技術性維修工人。由於中文能力普遍不足，在九七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招聘人手的語言認證標準從英文轉為中文，以及包頭留鬚特殊的宗教文化慣習，公務員體系進用少數東南亞族裔的比率不到1%。和多居住在港島區、大多來自發達國家的外來人口不同，低階層的南亞人大多數聚居在九龍和新界地區。
這就是為什麼在岑子杰遇襲後，一些示威民眾在遊行前先跑去重慶大廈和清真寺定點街站，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去「裝修」。相較於民眾的自制，警方則放開來作惡。在無示威者聚集的情況下，水炮車數度對準尖沙咀清真寺非將其「染藍」不可。
事件發生後，警方於晚間發文澄清「顏色水」係「誤中」九龍清真寺，並派出南亞裔警務人員Swalikh Mohammed 及Gimandeep Singh等人，到九龍清真寺與教長及穆斯林社區領袖面晤，會面內容為「向教長解釋及表達關注」。
這是沒有人相信的謊言。誠如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引用古蘭經「真主必定要知道說實話者，必定要知道說謊者。難道作惡的人以為他們能逃出我的法網嗎？」意在言外地指稱，「（清真寺染藍的）意外在今天發生，誰該為此不幸受譴責，阿拉最清楚」。
社會輿論一面倒批評香港警方「睜眼說瞎話」。這點殆無可疑，可惜，這場政治戲碼更深層的意涵，卻無人觸及。
香港警方不會不明白，行徑早被媒體全程影下，事後登門不過是官樣戲碼。他們更加不會不清楚，伊斯蘭信徒早認定他們是故意的。但他們仍舊要演足這次過場。為什麼說謊的人硬要在大家都知道他說謊的情況下光明正大的說謊？因為這件事與真相無涉，關乎的是政治權力的展現！
美國政治及人類學學者James Scott在《宰制和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書中，詳細剖析了有關於道歉的政治與抵抗。道歉作為一種儀式，有其「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也有其「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公開文本」指的是在公開場合宰制者與被宰制者互動所傳達的社會意義；相對於此，「隱藏文本」卻是在公開展演背後的、與公開文本意義相左甚至矛盾的、只有各自的群體才能辨識的「真正的」社會意義。無論是宰制者和受宰制者，都會也可能在公開場合時，使用道歉與被道歉的公開儀式，卻各自有其隱匿的意圖。
「如果受宰制者需要表演可信的低下與順從，統治者需要獲得可信的主宰與傲慢」。受宰制者用道歉來為不服從或逾距脫罪，一方面，既顧到向統治者表面輸誠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可向其他的受宰制者傳遞自己暗自的抵抗意涵。宰制者則可以用道歉，來欺騙甚至羞辱受宰制者，迫使他們在接受的同時，不得不間接肯認宰制者的權力合法性或正當性。
今天在香港清真寺上映的，正是這樣的一場政治演出。港警的確是上門道歉了，但卻在女警未包頭的情況下堂而皇之地進了清真寺，領頭的警司連拿塊抹布抹下階梯扶手的悻悻作態都免了。
人數少，外觀突出，極容易被事後懲治的南亞裔香港人，可以配合演出，維持表面和諧，用「誰該為此不幸受譴責，阿拉最清楚」作為「隱藏文本」，一種無權力者的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隱藏文本」並不會帶來解放，除非受宰制者公開站出來，撕破假面。「隱藏文本」更不具有知識論上所謂的「真實的」意涵，「那些因著權力宰制而順從地帶上面具者最終會發現，他們的面容逐漸長成了適應面具的樣貌」。
真正的宗教自由不該帶上順從執政掌權的虛偽面具，除了上天所賜的信仰新衣（身分認同），更不必穿上威權強加的外衣。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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