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年，有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四十年經濟成長積累的強大國力做為襯托，這場建國慶典可謂無比風光。然而，在表面的榮耀之餘，中國此際卻遭逢一些危及政權的挑戰，包括︰美中貿易戰、對新疆、西藏的宗教與種族滅絕、以社會信任系統及先進監控技術建構的數位極權統治、對香港反送中的蠻橫鎮壓，及對台灣外交經濟的全面封鎖圍堵等，在在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抵制，已使中共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最近，美國國會通過一連串制裁中國的法案，便是對中國反民主、反人權等粗暴行徑的強力反制。其中，《二○一九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意在敦促美國政府對於在中共統治下，日益嚴峻的藏人人權、宗教自由和生態環境問題，採取積極措施，保障達賴喇嘛轉世事務不受中共介入；「台北法案」，係為面對中國不斷壓迫台灣國際和全球外交認可的霸凌策略，美國應增加對台灣的支持，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加強台灣的國際地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則要求對涉及鎮壓基本自由的香港或中國政府官員，設立懲罰機制，包括禁止港中官員入境及凍結其在美國之資產等。三起法案，雖然針對的區域不同，卻具有同質性，皆在反對中國對其境內或國外的箝制與擴張，顯現國際社會再也無法坐視中共迫害民主與人權的舉措，致而採取實際行動與之對抗。
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這些制裁中國的法案，無疑印證吾人一再指出的觀點，即美中之間的爭端，已從貿易戰衍生至貨幣戰、科技戰，最後甚至成為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衝突。令人不解的是，自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後，美中關係已經解凍，脫離冷戰的敵對框架，中國不僅成為美國聯合抗俄的戰略夥伴，其經濟之走上自由市場，及政治之走上民主改革，更是美國社會普遍的期待。何以今日兩國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由合作轉為對抗？答案可以由歷史脈絡加以探索。中國數十年來的發展軌跡，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稱霸」，到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讓中國避免過度介入國際紛爭，可以專注於經濟的發展與政權的穩固，確實繳出亮麗的成績，由低度開發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至習近平上台，如此低調的作法已無法滿足其個人及中共統治階級的野心，因而楬櫫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內涵的中國夢，意圖將中國打造成一個與美國抗衡爭霸的紅色帝國。其主要路徑有三︰一是以「中國製造二○二五」，將中國由代工大國提升為製造強國，為經濟發展深植厚實基礎；其二，以「一帶一路」、「亞投行」的金錢外交與債務外交手段，將勢力伸入全球各大洲，意圖重現漢唐帝國榮光，打造出紅色的中華帝國；其三，則為軍事與外交的擴張，不斷以軍演之名及挖台灣在南太平洋邦交國，意圖突破第一或第二島鏈，成為軍事強國。此外，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成為實質的帝王，以便牢牢操控這個紅色帝國。
習近平此種帝國崛起的套路，可說赤裸裸地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尤有甚者，雙方對抗的範疇涵蓋了經貿利益的衝突，人工智慧、大數據、人臉辨識、武器研發等監控與軍事科技的競爭，地緣政治板塊的爭逐，以及體制、價值觀的矛盾，形成一種全面性的對抗。其中，無法以談判折衝解決者，乃是價值與體制的衝突，癥結在於紅色帝國的崛起，包含三大要素︰先進的數位極權體制、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奠基於經濟發展之上的雄厚國力，已使中國對全球和平與普世價值的威脅遠遠超過蘇聯，成為新冷戰時代全球動亂的根源。
中國雖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統治的正當性卻來自民族主義。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歷經列強欺凌與中日戰爭的百年恥辱之下，如今已形塑出根深柢固的對外仇恨動員工具，成為中國用來威脅人類文明與民主的恐怖武器。若是中國建國七十年，卻只剩下民族主義可以維繫政權的正當性，則政權的穩固看似銅牆鐵壁，一旦一夕之間崩坍，卻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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