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振昌
自從蔡英文總統指示要拚有感政績以來，財政部似乎就把減稅當成國家租稅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尤其最近在申報一○七年度的所得稅，政府更傾全力地宣導減稅的績效如何成功，而對今年所得稅收比前年減少四成的替代財源在那裡的問題？卻避而不談。財政部一昧地減稅討好納稅人，卻不清楚交代稅收減少可能帶來的後遺症，這不是負責任政府應該有的表現。
事實上，減稅在財政理論上亦有其負面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台灣要建立健全的財政紀律，應該檢討的是政府的支出必要性、租稅負擔公平性，與立法委員監督是否確實等問題。台灣國民平均的租稅負擔比率約只佔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十二，跟世界各國比較相對是屬於偏低的水準，因此檢討台灣租稅的政策，不應該只是在減稅來讓人民有感的為唯一目標上。
就理財的指導原則而言，個人理財與公共理財最大的差別，在於個人理財重視「量入為出」的觀念，而公共理財則強調「量出為入」的原則。當個人理財違反量入為出的要求時，個人財務狀況很容易陷入破產的財務危機，因此個人財務活動一定要受到收入來源的制約。
反之，在公共理財上則強調支出的合法性與必要性，政府很多的支出是不能以有沒有收入來作為是否加以執行的藉口，因為公共領域事務，很多事情具有「今天不作，明天就要後悔」的特性。例如：國民義務教育支出項目，政府不能以沒有經費，就宣佈今年的學齡兒童暫緩入學一年；這樣若因沒有收入而取消教育支出，將來的國民素質一定會下降。同樣政府也不能以沒有經費，就來減少必要基礎建設的投資，否則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因此收入的多寡不是公共理財的限制條件。
一個國家的支出合理性，應該是由法律規範、立法院監督及預算審計等機制來加以控制，如果政府的預算經嚴格的控管後，仍有支出的必要，財政當局就有籌措相關經費來源支應的義務，至於如何去籌措，則是另外一個公平分配的問題。
通常在支出需求確定的前提下，政府可用於支應的經費來源，不外乎租稅收入、發行公債、變賣國有財產等方式。其中發行公債只是把今天的支出，轉嫁由下一代來負擔；而變賣國有財產更只是在吃先人遺產而已，這兩種方法雖然比較不會引起民眾反彈，但並不一定對人民有利。只有透過課稅的方式取得公共支出的經費來源，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有的表現。
蔡總統的減稅指示，雖然引起各界叫好聲浪。雖然政府主張以減稅方式來獲得民眾認同，本身並沒有錯誤，但如果沒有考慮到相關的替代財源來加以挹注，減稅勢必造成財政收支缺口。試想在政府財政惡化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以繼續發行公債或變賣政府財產來加以因應，民眾納稅的痛苦感可能不會表達出來；但沒有表達聲音，並不代表人民沒有財政負擔。因此減稅本身並不是萬靈丹，至少它可能會帶來舉債或變賣財產的風險，如何能讓人民感受負擔的存在，是負責任政府應有的作為。此次若能因減稅的議題，讓人民意識到負擔存在的事實，進而去注意、檢討政府支出的有效性與必要性，未必不是好事。
（作者為台聯前立法委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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