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一銘
最近「台灣媒體革命工作室」刊登廣告，又有「非常報導」的光碟問世，其中凡被點名或被影射者，莫不嚴陣以待，準備就其內容有無誹謗或妨害名譽的要件提出控告。但這種另類型態的媒體傳播，姑不論其動機或成效，但多少反映出目前正常經營運作的媒體，已不能滿足不同政治立場者或公眾多元發聲的需求，於是另闢蹊徑，透過自製影音光碟的方式傳播，頗值得吾人正視和省思。
換言之，這種做法，可說是另一種所謂「小報正義」（Tabloid Justice）的擴衍。對此有深入觀察的美國資深新聞工作者華特．戴維斯（Ｗalter A. Davis），在二○○四年就曾指出，舉凡能引起媒體注意和大眾快感的因素，只要是「名人」，甚至包括新聞媒體在內，通常都是重要追蹤的對象，藉以揭發其不當言行和舉措，以伸張「正義」，供社會公評，自是顛覆了一般傳統新聞的專業倫理及價值觀。
其實不僅「小報正義」如此，連美國鼓吹「公共新聞學」的學者戴維斯．梅瑞特（Davis Merritt），也曾提到所謂的「後水門案併發症」（post-Watergate syndrome）。這是由於美國「水門案」的揭弊報導，把尼克森總統拉下台，使得社會看待政治人物和新聞報導的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形成另一種新的編採運作模式，讓新聞媒體把所有的政商名流都視為下一個類似「水門案」嫌疑犯，大家都熱中「抓壞蛋」，蔚為新興的風氣。
此外，許多「名人」也因常遭受新聞媒體的扭曲或污名化，感到忿忿不平，美國華府資深評論柯萊克．克勞福（Craig Crawford），在二○○六年出版的著作「攻擊信差：政治人物如何讓你反對媒體」（Attack the Messenger : How Politicians Turn You Against the Media）中，就直接向新聞媒體宣戰，指控媒體的各項報導的錯誤和偏見。如此一來，自然形成相互運用不同類型的媒體（含網路），作為相互批判的現象；而台灣的「非常光碟」，便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
當然「非常光碟」也有「爆料」與批判的意味，然其仍須負起涉及相關法律的言責，不能「無的放矢」，若新聞媒體未經查證予以「轉述」，一樣得負社會和法律責任，此乃無法卸責規避的。猶憶揭發「竹下登醜聞」（一九八九年因捲入瑞克魯特股票醜聞案辭職）著稱的前朝日新聞社會部副部長山本博，也曾感慨今天的新聞媒體喜以「權力的監督者」自居，在「權力必然腐敗」的圭臬下，現也已逐漸腐化，導致成了另一個亦「必須監督的權力」！信哉斯言。（作者為前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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