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當迷霧漸散》28日起連四天上演。（傳藝中心提供）
2月17日，我與劇作家施如芳在台北市「台灣新文化運動館」有一場對談，對談的因緣是我曾從事林獻堂研究，而施如芳剛完成以林獻堂晚年留日不歸為主軸的戲劇《當迷霧漸散》，將在3月底公演。一週後，2月23日我又在南海路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參加《台灣文化之進路文集：莊萬壽及其文化學術》發表會。
台灣新文化運動館原址是日治時期的北警署，抗日先驅蔣渭水曾被羈押在此。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則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會館」所在，戰後初期曾作為台灣省參議會會址。北警署、台灣新文化運動館、蔣渭水、林獻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灣省參議會，共同形成一組饒富象徵意義的關鍵詞，宛如解開台灣近代史的一組神秘密碼。
1996年，我在莊萬壽教授指導下，以《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獲得台灣師大博士學位，展開對林獻堂事蹟與作品的探索。2016年，出版《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試圖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勾勒林獻堂的生平故事，側重在他與台灣近代史千絲萬縷的關聯，並嘗試挖掘他內在心靈的幽微與苦悶。2018年，施如芳展開以林獻堂故事為題材的劇本寫作，她在給我的信件中談到《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一書給他的創作靈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這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
身為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在戰後的1946年曾擔任台灣省參議會議員，聲望崇隆，原本有意角逐議長，最後面對詭譎政局，不得不退出選舉，讓給當局屬意、年齡輩分都小他一輪的黃朝琴。1949年9月，他以治病為由搭機赴日，直到1956年9月客死異鄉。一生抗日，卻在所謂「祖國光復台灣」後病逝日本，已成為台灣近代史上極富象徵性的一幕悲劇。
施如芳的《當迷霧漸散》一劇，就從林獻堂晚年日本的住所自號「遁樓」的「遁」字發想，鎖定林獻堂最後7年在日本的孤苦悲涼心境為故事核心，並以劇作家的靈心善悟，巧妙融入李香蘭、台語電影、霧峰北溝故宮、歌仔戲、京劇、崑曲等諸多元素，試圖突破戲劇的疆界，譜製成一齣以台灣近現代史為主軸，具有史詩般大格局的創作。從中可充分看出其宏觀歷史的視野，試圖再現台灣近現代政治激烈動盪、社會文化曲折演變的一頁滄桑史。
在新文化運動館的對談中，先由我透過日記與詩作，回顧林獻堂一生的奮鬥事蹟，以及晚年留日不歸的曲折心事。接著由施如芳老師娓娓道來編劇的心路歷程，當他引述吳叡人老師為我的書《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台灣前輩文人》所寫的序言片段時，施老師突然悲泣失聲，停頓好幾分鐘無法言語，現場聽眾應該都對這真情流露的一幕印象深刻，為之動容。吳叡人的這段話是這麼寫的：
「做為一個台灣人首先必須先和歷史搏鬥，存活下來了，我們才會有哲學。在夾縫中，在黑暗中，在稀薄的空氣中，我們首先想知道的不是形上學的命題，而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與容顏，因為我們想呼吸，想要手舞足蹈，想掙扎，想移動到有光的所在，想要活下去，我們想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活下去，而我們又可以懷抱多少希望。還有，當我們絕望時，我們的身體與容顏又如何被扭曲。」
當天就是這句「身體與容顏如何被扭曲」，始終迴盪在我腦海深處：「心靈的傷痕，身體會記得。」當在場聽眾忍不住追問：那，林獻堂究竟為什麼不回來？我想起他的詩作中曾多次談到：「獨在扶桑過佳節，菊花開遍是歸時」、「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顯見他並非不想回來，而是對蔣介石統治下的黑暗台灣徹底失望，不得不壓抑那思鄉之痛，終究成為異地的望鄉之人。下面這首詩，深刻道盡他的憂心、苦悶與無奈：「歸臺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沈。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最近，德國作家施益堅與吳明益在台北國際書展的一場對談中，談到「如何將歷史素材轉化成文學作品，讓讀者願意讀下去」的話題時，施益堅認為作家處理歷史素材與學者不同，他的任務「不是向大眾說明，而是邀請讀者參與一段文化脈絡」。
巧合的是，《當迷霧漸散》的導演李小平也在受訪時提及，劇場導演就像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我們拋出歷史問題不是要服從歷史，而是要問歷史，為什麼讓我們面對這些事情？這些對歷史的叩問，反映了從那個年代一直瀰漫到現代的一個問題：這塊土地和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換言之，如何讓當代人對歷史有感，文學與戲劇的轉化再現無比重要，文學與藝術形式的轉化，讓讀者或觀眾更容易融入歷史語境，進而設身處地感受：歷史與我們當下的處境環環相扣，我們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而前人對時代的叩問與追尋，依舊是我們必須勇敢面對、無可迴避的課題。
（前台灣文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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