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低收入戶增加」、「實質薪資成長趨緩」、「Ｍ型社會形成」，而引發不少議論。有人以此數落政府的「鎖國政策」。只是真理越辯越明，真正造成台灣當今每人ＧＤＰ增加緩慢、Ｍ型社會加速形成的罪魁禍首，正是這幾年來一直數落政府鎖國政策者所要求的對中國之開放政策。
過度對中國開放、過度與中國經濟結合的結果，使台灣六百多萬勞工及薪資階級深受中國低廉「要素價格均等化」之害，不得不忍受失業及工資往下調整的壓力。更糟的是，高度依賴中國低價勞工的台灣企業，因此忽略了極需調整的經營策略，延緩了技術提升、研發創新的努力。十年下來，使台灣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逐年下滑，台灣出口之成長率即因此不及東亞的鄰近國家。
或許我們可不必過分擔憂這一過去的政策偏差。所謂「風水輪流轉」，過多、過快的對中國投資，只要肯承認其事實，及時煞車，亡羊補牢，作政策上之調整，問題就可立即改善。只是問題不那麼簡單，台灣當今存在的真正危機是以中國為思維中心的一群人，死不承認台灣對中國之投資排擠了國內投資，股市資金水位隨之降低的事實。這一群人以台灣的金融體系游資充斥，來佐證西進沒有使台灣資金枯竭，還用盡方法施壓政府對中國做進一步的開放，並要求銀行登陸，以消化此過多的游資。
持此見解的人，可能對金融一知半解，也不明瞭資金的流轉過程中，永遠有資金的供給者與資金的使用者，供給者多為一般大眾，使用者則是企業（除消費金融）。當企業都到中國投資，不在台灣投資時，台灣就只剩下供給者，銀行閒置資金就這樣產生。投資中國越多，向銀行借款之企業越少，留在國內的閒置資金即會越多，也因此使銀行不得不改衝消費金融，卡債問題就在此金融環境下產生。
凡到中國投資的資金，匯出後在台投資所能產生的乘數效應已不復存在。這就是台灣近十數年貨幣供給（Ｍ２）增加率持續下降的原因（註：一九八○年代平均Ｍ２年增率為廿一．八％，九○年代降為十二．三％，二○○○至二○○四間再降為平均五．四％）。企業投資中國有一部分係來自銀行貸款，這一部分資金且極易演變成為五鬼搬運之絕技。此一部分只要匯出，即同樣從台灣的資金循環體系中分離，失去體系內的乘數效應，降低國內之經濟活動，國內貨幣供給年增率亦隨之下降。所以在資金的循環過程中，Ｍ２增加率下降時通常也是銀行資金閒置的時候。換言之，資金之枯竭並不表示銀行已無閒置資金，閒置資金反而是企業外逃的一種現象。
如果一九九○至二○○六年的十六年期間，台灣能如正常國家一樣，年對外投資金額佔其ＧＤＰ之比，維持在一％或以下（註：台灣為二％至五％，依政府或民間之統計而不同），則國內投資必能維持在ＧＤＰ之廿五％的正常水準，企業放款亦必能恢復到過去的盛況，銀行閒置資金必同時消除，存放款之利差亦能提升至二％至三％或以上，銀行獲利自然提升，Ｍ２增加率平均也會維持在十％上下之準先進國家正常水準，當今的銀行存款總額必已達四十兆元，而非當今之廿六兆元。台灣若有此資金存量，股市指數必可再創新高，甚至早可達到一萬五、六千點之高峰。
銀行充斥大量游資誰是禍首？顯然答案就是那些一直吵著要求政府開放對中投資的一群人，因為「閒資」是企業加速西進造成的結果，是積極開放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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