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有立委質詢時指出，酒駕致人於死的案件，有超過六成的比率，低於法定刑三年的下限，致引發社會議論，法務部也準備將酒駕致死，比照故意殺人罪處理。惟如此的重刑政策，能否嚇阻酒駕，不得而知，卻已嚴重違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則。
在二○一三年，立法院修正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時，為了使取締的標準齊一，就直接明文所謂酒駕，即是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五％以上。不過，由於此罪的法定刑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故於大部分的情況，都會被檢察官以緩起訴來處理，大概只有在犯滿三次以後才會被起訴。而就算起訴，由於刑罰並不重，法官處以緩刑或處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亦所在多有，就讓人有刑罰不重，致難以嚇阻酒駕之感。
面對如此困境，立法者或可將法定刑加重，但到底要提升至幾年？若只是參考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的傷害罪，提高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實質意義並不大。此時或可思考，以酒精濃度高低來為法定刑輕重不同的規定，但到底要以如何的濃度為法定刑提高的標準，勢必又有爭執。
同樣在二○一三年修法，立法者也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二項，將酒駕致死的法定刑，從一到七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三到十年，只是未能在司法上獲得實踐。因於此等場合，若被告承認犯行，也願與被害人家屬和解，法院就會依據刑法第五十九條，即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來酌量減輕其刑。這也是造成目前酒駕致死，不大會被判處重刑的原因。
若要解決此困境，似得再將刑度往上拉，但若往上提高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就進入故意殺人罪的領域。惟酒駕者對他人生命、身體的危害，雖有預見，但除非能證明喝酒駕車是為殺特定人，否則，要稱肇事結果，不違背其本意，致屬於不確定的殺人故意，恐碰觸到罪刑法定、證據裁判與無罪推定等原則之紅線。更重要的是，想以重刑手段來預防酒駕，既過度簡化了問題的思考，也陷入刑罰萬能的迷思。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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