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天麟
儘管「社會正義」、「全民福祉」被喊得響徹雲霄，在自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社會，企業主往往是政府擬定經濟政策過程中，佔據較大影響力與發言權的一群，尤其台灣輿論的氛圍與內涵，長期受到以中國為思維中心的少數人及想透過中國實現商業利益的企業家所把持。本月廿一日經濟日報的頭版大標題「經濟大師席德蘭：兩岸貿易限制應移除」，就是一群人的「輿論圍攻法」，是他們藉二○○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開論壇、拜會首長，企圖影響社會大眾、官員及我們總統的明顯例證。
請得起諾貝爾大師來台，當然不簡單，若大師之來台能增進國人對大師理論之了解，啟發「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性，那我們應該表示歡迎，並對出錢出力的人表示感謝。但若是其目的是用來影響決策者，來打開現已不很多的對中國投資限制，則此舉就難脫「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統派計謀。
筆者不反對「人民和企業自會判斷風險，政府不應對工商界限制太多」的純經濟論述（因為這也是筆者的基本思維），但並非沒有極限與條件。若此一論述可無極限的放諸四海，即巴塞爾的資本協定、銀行對單一企業授信之上限規定都將變成是錯誤的，企業上市的種種條件規範也都是多餘的；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蘇聯的各項禁運政策更是荒誕不經，亦無法合理解釋開發中國家何以需要政府對經貿的種種限制與保護。事實是限制最多、最不自由的中國經濟表現，反而比高自由度的國家好（其經濟自由度在一五七國家排名一一一，台灣為卅七，韓國四十五）。
其實席德蘭是了解理論的時空限制的，每次談話他都表明他不是兩岸三通問題的專家，不了解台灣，無法提出具體建議。他也承認真實世界不像是談理論這麼簡單，國內政策之制定要考慮外在環境的限制，包括其他國家的影響。是以，如果在「論壇」之前，我們能夠給席大師必要的中、台兩岸經貿政經背景，如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佔ＧＤＰ之比已高到二至五％（依政府統計及實際估計金額），而美、日僅為萬分之三（美）至萬分之五（日）；台灣之出口對中國之依存度已高到四十一％；海外直接投資九十％集中在中國；中國又把一千枚飛彈對準台灣，去年還通過「對台動武授權法」，隨時都可以對台發動侵略戰爭；過去五十年台灣青少年（即現在二十歲至七十歲的人）自小就受中國中原思想之洗腦；中國經濟上又以「大國」之優勢採取「以經促統」、「以商逼政」之併台政策等等正確資訊，相信席大師在論壇上除強調「政府政策要前後一致」的重要性，持續堅持「自由貿易的理論」外，在兩岸經貿問題上說不定還會加上一句「就是說政策要有一致性，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台灣維持『三不』或『戒急用忍』或『積極管理』前後一致，台灣必獲人民信任，必已是年平均所得二萬五千美元的國家」（註：席氏是研究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以及景氣循環背後動力而得獎）。
希望台灣的領導者不要再被統派「以商逼政」的伎倆所誤，外國的月亮很亮，但台灣的上空有中國之沙暴雨，台灣還需要雨傘，以保台灣的安全。
（作者為前國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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