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臥龍
十一月廿二、廿三日「性別經驗質性研究研討會與工作坊」中，性別少數變性慾Ａ教師性別經驗的告白，被聯合報梁靜于記者以大篇幅報導的方式，連名帶姓並附照片地報導出來。這篇報導讓Ａ教師在承載社會家庭壓力之下，離群索居尋求短暫安寧，這期間大家遍尋Ａ教師不著，心急如焚，擔心意外發生。此時卻見梁記者以一篇文章來回應本人所寫「媒體暴力下脆弱的生命」（自由廣場，十一月廿七日），力圖為自己澄清，形造羅生門效應，進而掩飾其傲慢與無知。本人不忍事實遭曲解，因此再度執筆指控此報導之不仁。
梁記者文辯稱「廿二與廿三日研討會開放一般民眾參加，也沒有禁止媒體採訪」，為自己的報導設置正當性，以駁斥我們所言稱的偷窺心態下粗暴的報導。事實上此研討會工作坊採事先報名的方式，參與者為學者、研究生以及從事質性研究的基層教師和文史工作者，資格與名額有相當的限制及管制，其因除會場座位有限之外，最重要乃是參與者必須分成三組加入長達八個小時的工作坊。研討會中除有五場專題演講之外，更有廿篇生命經驗質性研究的論文發表，有人探究自我情慾、有人研討父母職實踐、有人述說受暴經驗，也有人剖析自己的性取向等，這樣的研討會，主辦單位絕對有責任，提供並維護舒適安全的研討空間與氛圍，讓參與者在性別經驗的告白之後，可進行學術交流與對話。如此這般的研討會以及八個小時質性研究的工作坊，怎可能開放予一般民眾參與，並讓記者招搖入內採訪呢？梁記者能出現現場，是因我們考量她已參與本所甄試，可能是未來學生，始准予報名參加。
然而這一不智的決定，卻造成變性慾Ａ教師被粗暴地報導的開始。梁記者指出，「第一次看到Ａ教授，職業上反應是值得報導的人」，然而專業考量的新聞價值，在罔顧新聞倫理之下的報導，就讓Ａ教師在我們面前氣急敗壞地面質梁記者：「……不負責任的報導，萬一家人不平，尋短出人命，妳將如何負責呢？」對此梁記者著文回應「次日見報內容卻引起Ａ教授憤怒、焦慮，這絕非我所願……，Ａ教授所要承受的環境壓力是我事先沒有認真思考的，少數性別的脆弱也非我這個沒有時常接觸『他們』的記者所能想像」，如此的無知、傲慢與偏見，不正是偷窺的媒體文化的粗暴本質嗎？媒體工作者鄭智仁在「媒體工作者的傲慢」（自由廣場，十一月廿九日）也因此而指出，「當事人訴說了一個半小時，梁記者卻無法理解Ａ教授可能面臨的處境，甚至還撇清責怪別人沒有提醒，是否也太天真了，並且也缺乏新聞專業最重要的敏感度？」在此我也要向梁記者請問，當妳與Ａ教師訪談一個半小時，然後把Ａ教師十乘以六平方公分正面全身照片、全名與服務學校刊登出來之時，妳知道Ａ教師是否已向其老父出櫃而被接受了？三名子女乍知此事，父子之間將如何相待？Ａ教師夫妻的教職會不會因此報導而喪失？當妳專業敏感所嗅到新聞價值之時，卻也蒙蔽了新聞倫理與良知，妳在追求新聞價值的同時，是否能同理Ａ教師將會因此而面對人我與己我的壓力？
慧慈在「新聞道德與新聞價值」一文中（自由廣場，十一月卅日）指出，「筆者亦與該報長官、該記者及被報導人分別取得聯絡，三方的說法不一……」，本人也在廿三日與聯合報在台北長官通過電話，對此報導交換意見，他認為梁記者對她的描述與我所寫的文章內容相去甚遠，而梁記者的回應也指出，「我在場外向Ａ教授表明記者身份，並遞上名片，經同意，在會場外與Ａ教授訪談了一個半小時……謝教授也沒有詢問我『訪談過程』始末，就發動連署」，各說各話，不僅造就羅生門結果，也讓事實扭曲。
有鑑於此，我有責任對此說個明白，廿二日專題演講之後是午休餐敘時段，梁記者對我與另一位在場教授表明訪談Ａ教師之意願，並提及現今正參與性別所甄試階段，盼以此題進行報導，以增強其入學競爭力。長期關心性別少數議題的我，深知這種報導的利弊，因此「當場即提醒此記者一定要尊重性別少數者的受訪意願」，並告知「上學期Ａ教師來到本所專題演講時，曾有記者本著好奇心態想專訪Ａ教師，經Ａ教師多次拒絕與我們力阻之後，這位記者始訕訕離去」。梁記者在回應一文說沒聽到這段話，本人認為把其視為未來學生的教育工作者錚錚之言，已在其極力追求獨家新聞價值之時充耳不聞。
身為主辦單位，午餐時段周遊參與者之間，無以也不適合參與Ａ教師的採訪，午餐過後，我擔任Ａ教師論文發表該場次的主席，梁記者伺機趨前向我略提訪談經過，但事後梁記者與其主管卻以我不在訪談現場，無以真正了解訪談內容與真相，這一切好像那一個半小時的訪談才是問題癥結，沒參與者對真相不了解而不得加以置評。那一個半小時的訪談如何進行，本人不得而知，但次日見報的內容對當事者傷害那麼大，那怎麼訪談真的是其認為羅生門問題的癥結嗎？本人認為訪談者對受訪者的承諾與責任，媒體工作者對專業倫理的堅持才是問題的癥結吧！當寫完「媒體暴力下脆弱的生命」，我請Ａ教師詳讀兩次，茲以確定此文的敘說貼近Ａ教師的遭遇與感受，本人傳真給聯合報主管，相談不合情況之下，始發動連署，並於次日投稿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以此大篇幅拙作來解羅生門之謎，主要不只是想回應梁記者之文，更藉此來討論未來媒體工作者在報導性別少數的生命故事時，應有的思維、責任與承諾。有些媒體工作者在報導性別少數時，本著關懷弱勢的意圖為少數發聲，建構角色楷模，但如果因傲慢知識而粗暴的報導，不但不能克竟其功，更為性別少數帶來印記污名，並形成寒蟬效應；例如本所在研討會後第二天，邀請一位跨性人來本所談她的生命經驗，但因日前Ａ教師報導事件，當事人要求進場的人要簽下切結書，禁止錄音、錄影，以確保當事人人身安全，在那種弔詭氛圍中分享其寶貴的生命經驗，真是一種不愉快的經驗。另外本所現今有兩位媒體工作者來就讀，今日就有學生私底下向我反映，如若媒體工作者的素養都是這樣，那我們怎敢在課堂中分享自我的經驗？Ａ教師被粗暴地報導的事件，已在學術殿堂產生反彈與寒蟬效應。
Ａ教師事件，雖然引發相當衝擊的討論，但本人與梁記者沒有個人恩怨，謹藉此文就事件提出檢討，期待將來性別少數生命故事的報導，記者與資訊提供者都應有相互的共識，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之下，將性別少數的寶貴生命經驗與社會大眾分享，進而共構能相互接納的多元社會。Ａ教師的報導造成許多相關的人的焦慮、憤怒和不安，本人期盼所有當事人都能冷靜理智的去思考、反省與檢討，讓我們都能從這事件中獲取寶貴的經驗與智慧。因此茲為讓相關當事人能有一個不受干擾的反思時空，本人決定不再回應此事件。
（作者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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