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梓峰
高雄文化中心因為故總統蔣中正銅像的遷移，而在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好像是誰做錯了什麼事、好像高雄人背棄了國家、背棄了歷史？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每日在文化中心周遭進出的高雄市民們，享受著文化中心公園優美、自由自在的都市空間，這種幸福感讓人感動。但可知，二○○○年之前的文化中心是個超級封閉的大衙門？封建時代高聳對列的帝廟式格局、儀典性的空間型態，背後隱喻的是極度的威權宰制。換句話說，如果在二○○○年沒有打開圍牆，去除威權的宰制和氛圍，文化中心不會有今天這般迷人的生活空間景觀。
現在，一切都改變了，沒有了圍牆，讓文化中心的空間回到了市民百姓的生活脈絡裡，去除了威權宰制，使得高雄文化中心成為高雄人面對新世紀展現優質生活品味與文化的最佳場所。高雄不是因這樣變得更美嗎？
高雄都市空間被宰制得夠久了！六十％的土地所有權與管理權，都在中央機構與國營事業的手中，動不動就要求變更土地來蓋住商建築，卻完全沒有看到人口與房屋市場失衡的問題，高雄只能配合，哪來的自主性？
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港，但是從謝長廷到葉菊蘭市長，都必須要努力推倒圍牆，打破藩籬，才能夠讓高雄市民知道原來高雄是海洋的高雄。高雄人期待要以一個生活港埠的方式重新面對世界，但一個臨港流行音樂中心的設置，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三級單位港務局嗆聲和拒絕，並威脅要負責散裝碼頭的抗議和商機。一九四七年以後，高雄的都市發展經驗，便是建立在中央與地方不對位的關係上。這種不對位的權力關係，表現出來的是扭曲的文化經驗；一九六○年開始，中央指定高雄承擔台灣工業發展的一切成本的時候，更決定了高雄的命運，髒亂愛河、前鎮河就是活生生的代價。直到地方政權更替，中央城鄉風貌政策思維的改弦更張，才讓這場去威權化的都市空間革命得以逐漸地、分年分期地進行。
近幾年來，高雄城市光廊先聲奪人、愛河魅力重現的改造、全台唯一洲仔濕地公園的創新，這些令人驚豔的空間發展，可都不再是來自外部的指定與宰制，而是高雄人展現自主性生活經驗的結果。中正文化中心的更名，以及故總統銅像的搬移，不是這種去宰制、去威權化的必然之路嗎？
回顧世紀交替中，世界許多知名偉大的城市從二十世紀脫胎換骨到二十一世紀，哪一個不勇敢的面對歷史，打破傳統的窠臼，去化歷史威權的宰制。我們期待高雄在新世紀中成為偉大的城市，我們更期待在這種行動中，積累高雄都市空間發展自主性的動力與能力。
高雄市政府現在進一步把故總統的銅像搬走是做對了。這不是隨興之作，而是高雄都市空間革命系列的一環。高雄的都市空間，會因為去威權化而更美；我們市民會因為去除心中的威權束縛，而更有希望。（作者為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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