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永年
花蓮林姓檢察官因為逕行前往幼兒園「調查」女兒遭「霸凌」事件，引發媒體與民眾的公憤與「公審」。筆者並不認同該檢察官的濫權行為，也認為該檢察官有其應負的法律與道德責任。不過，筆者也要提醒相關單位，不能忽略本案背後的制度因素；否則，制度的因素未解，類似的問題可能重複發生。因為目前的焦點都聚焦在林姓檢察官的行為，特別是其「動機」可議之處，卻忽略其它制度因素，茲說明如下：
一、檢察一體：檢察官固然係偵查主體，有獨立辦案的職權。但依目前法務部檢察一體的邏輯，存在層級節制的概念，除了整個檢察體系權力一體，責任也應該要一體。換言之，這代表有權力的檢察官，進入校園進行必要的搜索時，應有監督、制衡與資訊分享機制。因此，出現這樣的問題，必須同時檢視檢察一體運作機制，是否有調整必要（但重點不在追究責任）。
二、辦案流程檢視：該檢察官從發動偵查形成策略，以及前往幼兒園辦案，中間除了檢察體系內部監督機制，還有調動警察配合的流程，其實都有討論或檢視的空間。顯然辦案流程出現漏洞或問題，才會導致這個案的發生。或者，如果辦案流程發揮「預警」功能，這起檢察官濫權行為或事件不會發生。
三、處罰機制的問題：這次檢察官濫權事件再次成為媒體焦點，原因在於處分（調動）機制存在問題所導致。若然，我們得思考，這樣的處分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會不會這樣的處分和之前不同（輕重）情節個案比較，是否過重或過輕。再者，或許法務部以往「處分」模式就如這次個案的作業流程，只因沒有公開，所以沒被「公審」。那麼，法務部也得思考與檢討，什麼才是公平合理的處罰機制。若然，讓林姓檢察官要去擔負整個體制造成的錯誤，似乎也不盡公平。
四、幼兒園的管理問題：檢察官濫權的行為固然可議，是否幼兒園面對學生或小朋友霸凌問題如何處理，也有可討論之處；只因為幼兒園屬於「被害者」、「弱勢」，相關資訊就被忽略，失去了改善的機會與空間。因為這牽涉幼兒園「管教專業」是否和家長（溝通）有落差；或者，面對少子化的衝擊，位處花蓮（偏鄉）的幼兒園，是否存在師資與行政人力、專業、教育訓練不足，以及內部管理的問題。
綜言之，這起事件不只凸顯檢察官情緒管理與濫權的問題，同時也顯現出檢察體系制度的瑕疵。因此，我們（法務部）不能只處理（追訴）檢察官個人的行為，卻忽略制度的問題。而制度的問題包括正式（法令規章）與非正式（道德、倫理與工作習慣）規範，值得大家好好省思。重點在於，如何避免類似問題重複發生，才是處理本案最重要的原則。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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