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社論》從「故宮」走向博物館、走向國際

故宮院長陳其南。(記者陳逸寬攝)故宮院長陳其南。(記者陳逸寬攝)

故宮博物院,這個象徵符號,這個實體空間,到底是主要指涉「故宮」,還是「博物院」,至今顯然還有爭議。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提出「故宮台灣化」,希望重新賦予故宮文物的意義,讓參觀者可以重新解碼。他進一步表示:「台灣應該要接受東方最古老的中華文物,作為它的繼承者,我們在替世界人民保留世界資產,因為歷史轉折,變成是台灣人的責任」。但這樣的前瞻思考,立即引來不同的政治飛刀,一時之間尚難引發建設性的集思廣益。

故宮博物院的初始典藏,主要來自北京清宮的皇家典藏,那些文物在中國期間,因為戰亂也早就有經歷播遷的歷史。一九四九前後,國共內戰導致蔣介石敗退台灣。由於毛澤東高舉馬克思主義、共產革命的旗幟,因此播遷計劃包含了這批文物,因為失去中國土地托盤的蔣介石,必須利用這批文物樹立抽象的中華文化正統地位。所謂的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高潮,儼然是毛蔣鬥爭從政治延伸到文化,蔣介石的確有其先見之明,雖然他的立場在現代中國比較偏向文化保守主義。

此後,當年基於政治考量,爭取中華正統地位,乃至搶奪中國代表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故宮博物院典藏中華文物,隨著蔣介石代表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一連串挫折,逐漸退縮到文化中國的意象,政治性功能逐漸淡化。不過,蔣氏政權畫上句號之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的任命,還是具有高度的宮廷政治意味,因為他的任務是為蔣氏政權鎮守中華文化正殿。秦孝儀,便是這麼一位典型院長,他從蔣氏侍從秘書到黨職,起草蔣氏遺囑,為蔣公紀念歌作詞,在宮廷政治扮演某種角色。

這一切,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起了很大的變化。本土政權執政,故宮博物院的威權意象,開始往專業化的博物館轉變。故宮博物院,院長開始由學者專家出任,開始從故宮走向博物院,它的政治連結迅速解構,典藏內容也開始多元化,展現出一個新的時代趨勢:中華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組成元素之一。可惜,故宮走向博物院,到了馬英九執政時期,走了一趟回頭路,就是企圖把台北的故宮連接到北京的故宮,為政治上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同屬一中,從事文化偽裝的掩護服務。故宮博物院,成為兩岸政治交流的文化工具,從「漢賊不兩立」轉為「漢賊交流」,這恐怕是兩蔣始料所未及的吧。

故宮博物院文物的重新解碼,堪稱大勢所趨。不過,文化有它自己的脈絡,尤其是在民主社會,所以今天也大可不必從政治眼光來看故宮博物院的轉型。這個中華文物典藏為主的博物院,應該連結到廣義而非狹義的「台灣價值」。以文物為主體的考量,最可能融入台灣總體文化的方式,應該是讓它徹底「去政治化」,不是以意識形態「去中國化」(這也是不可能的)。從而,以專業博物館的管理方式,讓它從故宮走向博物館走向國際,結合文化創新意象,讓參觀者、研究者都能深深體會到,這批古代中華文物正結合著現代台灣活力,以更具「普世價值」的精神內涵,扮演國際文化交流的大使,甚至讓全球華人都能夠認同,這批中華文物典藏在台灣的文化現場,是一種更值得選擇的幸運。

長期以來,存在一種中華文化高於台灣文化的偏見,其實,這是外來政權的通病。平心而論,台灣文化的時空,比起中華文化短小,但是就現代化的歷程而言,台灣社會卻早了中國社會好幾步,而且台灣至今仍比中國更廣更深地浸淫於現代文明。相形之下,台灣不必傲人,但絕對足以自傲。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如果當年沒有播遷台灣受到保護,大有可能早就「被文化大革命」了,哪有今天「台灣化」的問題。對歷史文物的真正尊敬,不是民族主義或政治動員,而是還它一個文化的本色,讓它的豐富內涵既向本生民族敞開,也向多元豐富的地球村敞開。陳其南院長沒有說清楚的地方,將來可以做得更清楚,這應該是很多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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