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駿傑
在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各界舉辦各種紀念、反省活動之際，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堅持主張二二八事件是個「官逼民反」的事件，不但是最沒有反省力的「見樹不見林」之說法，更是極度傲慢的態度。
首先，如果二二八可以用如此高度化約的「官逼民反」來解釋，那麼世界歷史上幾乎所有與當時政權相關的衝突、抗爭、戰鬥都只需要「官逼民反」這一種解釋就夠了；政治學、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有一大半都可以丟掉了，不是嗎？發生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霧社事件」僅僅是「官逼民反」，而不是過去國民黨教育下強調的泰雅族人反日本殖民抗爭。美國獨立戰爭也不過是「官逼民反」，因為英國的茶葉等稅逼得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不得不反（因而無須討論殖民地社會經濟，以及自由、平等、人權等更高層次理念與價值）。
「官逼民反」的說法，其實只能用來解釋事件的導火線，卻掩飾了事件背後更多複雜以及系統性的社會、經濟、文化、族群等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還是不要急著把許多政治學、社會學理論丟掉的原因）。馬前主席刻意強調「官逼民反」，其實只是說明了他不願真誠地面對與反省二二八這一段歷史。
其次，一方面作為二二八事件時壓迫台灣人民之政權受益者，另一方面更擔任過該政權當代之黨主席，馬英九強調「官逼民反」更是凸顯了他的傲慢態度。因為根據此說，二二八不過是當時一些「壞官」所造成的結果（而且為首的已經遭到槍斃懲罰了），與當時統治政權本身無關、因此也就與國民黨無關（馬英九因此可以乾淨脫身，再次不必沾鍋）。
二二八事件是一段因為新（外來）統治政權文化沙文主義、政治高壓獨裁、經濟系統專斷（以及在大陸地區的崩解）之下，與在地人的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長期性衝突所導致的結果之歷史。只有當我們，尤其是當時統治政權的後代受益者與延續性政黨，願意以如此多樣、複雜的原因來理解與面對這個深刻影響台灣的事件時（而不是速食、化約、傲慢的「官逼民反」解釋），這個歷史的傷痕才有被撫平、事件的真正意義被學習的可能。
（作者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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