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炫三非洲時期的作品「撒哈拉沙漠中的甜甜姑娘和她父母」。（記者何宗翰攝）
「千萬別叫我大師，我是農民畫家，我還是士林農會的正會員呢！」77歲的吳炫三已經創作近60年，這次在國立美術館只辦了「50年」回顧展（因為親手燒毀過一批早期的作品），從一萬多件作品中精選出300件，這也是國美館辦過最浩大的展覽，光是巨型原木雕刻的運費、保險，就耗資500萬元。
吳炫三靠隨手記筆記的習慣，留下稍縱即逝的靈感。（記者何宗翰攝）
「兩年前國美館館長蕭宗煌對我說，他覺得我一生都在拚鬥，要展我的『拚』，的確，我年輕時從宜蘭羅東鄉下到台北拚，師大畢業到西班牙進修又跟外國人拚，50歲我定居法國，巴黎有超過10萬來自不同國度的藝術家，唯一的機會也是拚。」吳炫三說就因為這一個「拚」字，所以有了這次回顧展。
吳炫三2010年的作品「吶喊」。（記者何宗翰攝）
吳炫三希望透過大型雕塑，與更多人分享藝術感動。（記者何宗翰攝）
吳炫三（左一）的作品充滿音樂性，非洲手鼓也是他喜歡的樂器之一。（記者何宗翰攝）
答：畢卡索的工作態度我非常佩服，但我的觀念和立體派不一樣。畢卡索非常努力創作，一生畫了三萬多件作品，很多人說他很風流，其實是太拚命工作，女生受不了就跑了。還有一位法國抽象表現派大師漢斯．哈同一生畫了兩萬多件，我目前只創作一萬多件，還要再拚。
答：靈感是上帝對你說的悄悄話，你要馬上記起來，因為上帝很忙，不會講第二次。筆記是很重要的事情，到牛津、劍橋大學，連廁所裡面都有擺紙筆，隨時可以寫起來，因為靈感回到宿舍已經不見了。巴菲特選股都賺錢，也是有一本聖經，看到排隊的店、好的公司就隨時記下來。人生下來都一樣，成功者只是願意花時間在筆記上。
答：我的畫是以人為本，畫的都是臉，因為當我閉起眼睛想到我想念的人，浮現的就是臉，所以我用臉表現最多。我去非洲，主題是人跟大自然的生命力，我要去看他們怎麼生存，怎麼鑿水、下雨怎麼儲水，食衣住行，怎麼了解、接觸自然，去看植物從沙漠裡長出來，還要開花，在惡劣的環境中還有生命力。
很多創作者成功以後享受優渥的生活，吃在飯店裡，朋友常來跟你鼓掌，就再也創作不出什麼東西，我大可以坐遊艇旅行、結交朋友跟我買畫，但人一定在煎熬的時候才產生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那樣只會喪失更多，所以我讓自己處於煎熬的環境，學習他們的原創。大自然沒有辦法抗拒，只能妥協共享，下雨、晴天我們都要快樂過日子。
以前的人在山洞裡作畫，不是想出名，也不是要賣，就是很直接把感動畫上去，不為名利。為什麼以前的神像很有神？因為以前雕刻師到山上找木頭、用紅布條把木頭綁起來，跟山神拜拜，木頭拿回來不是曝曬，而是好好陰乾，刻的時候要淨身不能行房，懂得表達對神佛的敬仰，刻出來的東西就有神。
現在到處去看，師傅邊咬檳榔邊刻神像，刻壞掉了工具很多，膠黏一黏、漆塗一下就看不出來，這樣會有神嗎？神是從創作者的信仰輸入到作品裡，我也是用這種態度；常有人問我為何畫賣這麼多錢，生活卻這麼簡單？我說這樣不管別人喜不喜歡我的畫，人家來買畫我不會緊張，就像你我看到總統不會緊張，但是部長就會。
答：初中時很自卑，留級兩次，連畫畫都沒有信心，直到受淡江中學的老師陳敬輝啟蒙，告訴我「學畫要畫你自己，想畫什麼就畫什麼」，還說「你將來只有這條路可以走」，讓畫畫這條路成為我人生的信念，一直到現在沒有停下來。
進師大後練習十八般武藝，水墨、篆刻、書法、設計都學，油畫只是一小部分，到西班牙皇家藝術學院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開始把東方的意境融入西方的技巧裡。一九七三年畢業去紐約，正好遇上美國想脫離歐洲藝術，成立紐約畫派，走了新攝影寫實，又受社會主義影響，認為藝術是菜市場裡老太太都看得懂，少數人看得懂的藝術是不需要的。
後來，日本經濟好得不得了，大畫家都到東京去，一九七九年富士電視的評論家瀨木慎一，在電視上說我很會畫，但是沒有獨特風格，遠遠看不知道是誰的作品，還要看簽名才知道，那時候大受刺激，就準備辭掉工作、賣掉房子，放棄學院風格，動身去非洲想尋找我的童年。
去非洲受到原始世界的影響，自由自在，突然間從鎖鍊中掙脫，進入創作的「陽光時期」，使用大量的金黃色，像梵谷一樣畫出強烈的陽光。以前大學常跑山地門，接觸泰雅族、排灣族跟達悟族，後來印尼經商的好友李謀誠找我去南島，走訪過大部分印尼重要的島，也去訪問了安地斯山、亞馬遜河流域等地，慢慢發現一些新的力量，一九九五年開啟「南太平洋時期」，一直到現在。
答：我喜歡聽吶喊，像台灣原住民的「o-i-yan」、西藏類似「阿姐鼓」那種吟唱，我覺得吶喊是國際語言，原本是要跟很遠的人對話，也是一種情緒的抒發，開心不開心直覺都會想吶喊；孟克畫的吶喊很有名，我這次展覽中也有一件叫吶喊的作品。
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舞中，也有許多吉普賽人的悲憤和怒吼，美國的黑人饒舌也是，基本上各種音樂節奏裡都有。《尚書》裡說「天聽自我民聽」，就是老百姓吶喊到天空上，天的聲音就是老百姓的聲音，執政者尤其該聽人民的吶喊。
非洲的手鼓我也很喜歡，對他們來說能發出聲音的就是樂器，安排出節奏就是音樂，我畫中色彩的錯落就有手鼓的節奏，日本人看畫喜歡講筆觸，但我畫畫不一定用畫筆，鐮刀、刮刀、甘蔗皮都拿來畫，為了要展現作品的能量，畫時比較狂進，也有點手鼓的節奏感。
答：我喜歡與人分享我的作品，現代人可能忙到一年進不了一次美術館，最好的分享方式就是在室外，騎車經過都可以看到，像以前的橋頭都有獅子，歐洲的橋樑本身就是藝術品 一樣。說個笑話，這次佈展時有三名婦人經過，看到廣場的雕塑問我是不是要蓋房子？怎沒屋頂？我說執照還在申請，五月廿七日（展期）沒申請到就要拆掉。
家父是宜蘭建設局的職員，專門管森林的，我小時候去森林裡總覺得樹跟樹好像在講話，就一直夢想如果上面畫一些人的樣子，讓這些樹可以講話，一定很有意思。二○○一年開始我每年在印尼工作好幾個月，這些樹高達十六米、直徑超過兩米、有的重達廿噸，工作時，還得麻煩卅四個員工來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前後花了十年大概創作了四、五十件巨型木雕，每兩年要花卅萬做保養，但這些木頭還是不停地被蟲蛀、爛掉，我又沒有錢去翻成銅的，翻一個就要四百八十萬元，總共要好幾億，故宮南院有意願幫忙，但公部門經費有限，還是需要再找企業幫忙。
答：我的觀念是人死後五十年以上，地位、影響力還在，才夠格叫大師，蓋棺不能論定，因為蓋棺了還有兒子、親戚關係，只能由歷史來定位。我認為一個時代頂多出一、二個畫家，台灣這麼點地方，百年能夠出一個畫家已經不得了，歷史會決定你的理論、法則、道理能不能存在，不然頂多製造一些垃圾而已。
二○○四年我動了手術，平安出院後，燒了五十四件早年不滿意的畫作，希望只留下可以傳世的作品，結果幾年後我去了荷蘭的梵谷博物館，才發現原來梵谷也有很多蹩腳的畫，才開玩笑跟我太太說：「早知道當初就都留下來。」
我已經告訴孩子，最幸福的就是在工作中死掉，我巴黎的房子前一陣子失火，燒掉很多我跟池上鳳珠的畫，很多人為我可惜，其實我在作畫時已經得到快樂，畫燒掉沒關係，是天意，我還燒掉過更重要的東西：我的廿歲。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