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濁水
馬若孟在國民黨執政時代，和中研院合作進行研究，對國民黨當年為什麼要那樣地進行屠殺，而死者「多數在恐怖時期消失不見的人，其實與城市暴動毫無關聯」感到很難理解。最近陸續公布的資料，顯示一九四七年當時統治者認為二二八獨立運動是其答案。因為要反台獨，南京肯定劉雨卿（第二一師師長）的大屠殺是適時的決策，否則「國軍倘遲一日，不可收拾」。
其實根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諸如「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和「三二條處理大綱」，顯示「高度自治」才是當時台灣知識界共同的主張。然而「高度自治」基本上是介於獨立為兩個以上的國家與整合統一成單一國家間的一個妥協狀態；因此，「高度自治」永遠處在統一和分離兩個拉力之間。兩邊拉力不同，所以「自治」的狀態也是動搖、不穩定的。
一九四八年，香港的新台灣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與台灣民主自治運動」，其中有一篇「自治與政統」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統派立場」的，但卻指出自治在統獨中的不確定性和潛在情緒性危機：「真自治的結果顯示出一些不可避免的獨立性和排外性，沒有經驗的外省人士委實看不慣了，而多認為這是生硬的現象，評為不認同中國的自治了，由是，實在的自治終要被曲解而變成獨立的危險運動了」。
今天回頭檢視當時陳儀的政策，有一個迄未被充分重視的核心理念：「台灣特殊化」。陳儀在這理念下，台灣自行發行獨立的貨幣，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不把台灣整合進大中國的經濟共同體之內，他認為這樣才足以保障台灣不受中國戰亂和經濟崩盤的波及，是所謂的「防波堤」策略。這其實也是種高度自治，只是台灣人民要的是民主的自治。陳儀的政策卻是自立王國。
防波堤固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例如台幣貶值還不如法幣嚴重，以致兌換率從一比三五升到二二八前夕的一比一八三五，效果顯著；但陳儀最後還是無法拒絕中央政府要求支援內戰的資源需求，因此，台灣雖然一九四六年稻米收穫六四○萬石，足夠本島所需五百萬石之外，尚餘一四○萬石，但官方透過實繳及肥料換穀，全運往中國，終於造成米荒。另如糖被運往中國，以至於失去再生產的資金等等。
這些說明了要把分離半世紀的台灣和中國順利、有效地整合在一個主權下，有根本的困難；陳儀無法克服這困難，導致二二八事件；再加上高度自治和獨立之間界線的模糊，所以一旦自治的訴求失敗，且人民受到屠殺，許多台灣人民的主張就由高度自治轉向獨立運動。
台灣獨立的因素既存在於二二八之前，因此二二八與其說是獨立運動的起因，不如說二二八是一個儀式劇場，經過劇場的儀式之後，台灣人民政治運動由高度自治轉形為獨立。
（作者為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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