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創作《單車失竊記》，吳明益也成為單車迷，甚至在頂樓建造一間腳踏車工作室。（吳明益提供）
位在中華商場裡的哥倫比亞唱片行曾經是四十年前台灣時髦男女不忘朝拜的聖地。（農復會檔案照片）
中華商場由八座連棟三層樓組成，樓名則分別以八德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中央社）
吳明益不僅用文字，也用畫筆畫出他記憶裡的童年原鄉—中華商場。（吳明益提供）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麼，而是你記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銘記的。
——馬奎斯《百年孤寂》
半世紀前的台北人應該都記得1961年落成，1992拆除的中華商場。這連八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的三層樓建築，不僅接納台灣從鄉村移居到都市打拚的艱苦人，也接納1949年後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新住民，從繁華到消失，它見證著台北城的時代印記。
2011年，作家吳明益用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成功召喚了中華商場的老靈魂，也吸引了公共電視要斥資1.5億把《天橋上的魔術師》搬上螢光幕。重建中華商場難度很高，吳明益更在意的是能否還原當時的情境聲音：商人吆喝聲、客人的喧譁聲，還有火車疾駛過的鐵軌及門窗震動聲……找回這些聲音，不就找回了昔日青春？
坦白說，年輕時我對中華商場沒有很大的感動，居住在裡面時，只覺得這個地方很落後，我出生在一九七○年代，趕上中華商場最熱鬧繁忙的黃金年代，但隨著時間流逝，商場的建築老舊了，開始帶著點恐怖的感覺，住在裡面的人，有時也不太敢去上商場的廁所，一年到頭想的是到底何時建築可以翻新。
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來自當時的台灣氛圍，原本住在鄉下的父母來到都市賺錢後，想的就是要如何來翻新房子，坦白說，我是直到離開後，才覺得應該要重建「中華商場」，甚至覺得自己過去嚮往的「乾淨」大樓是多麼無聊的空間，現在回想，中華商場的空間設計雖然簡單，但三樓的長廊可以晾曬衣服、養鳥種花，人們可以對著矮矮的女兒牆練打乒乓，整棟大樓就像是個大型的遊樂場。
大學我念了大眾傳播系，接觸攝影，也看了很多電影後，一度也有過電影導演夢，我回頭看成長的中華商場，覺得這地方實在太美，像是過去童年時我跟朋友會順著樓梯扶手從三樓滑下；或是兩人看不到對方、分別倚在一、三樓樓梯的扶手上猜拳遊戲，我們僅能透過一個小小的縫隙，看到同伴努力伸出的頭；或是颱風過後的西門町，那被吹落一半的電影招牌；以及商場跟鐵軌間的那面水泥牆上，有著無數洞眼，透過這面牆會看到對面馬路上的行人，盯著他們的臉，彷彿和他們就有生命的交會……這些都是很電影的畫面，我就了解原來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電影場景裡，這個電影場景又跟整個城市的脈動彼此連結。
問：你對商場印象的全然翻轉，給人一種一旦失去了，才知扼腕的淒涼美感，這是你寫《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初心嗎？
答：這故事在我的腦海裡醞釀很久，或許受到過去的文學教育養成影響，常會鄙視自己經歷過及擁有的材料，甚至看不起自己的人生經驗，認為別人的家族史是那麼壯闊，我只不過是個賣皮鞋小商人的小孩。
但有次我為了宣傳《複眼人》到淡水有河書店宣傳，一下捷運站就看到街頭藝人，他的演出讓我想起過去中華商場天橋上的奇怪表演，進入書店開始演講時，我便即席編了後來書中收錄的第一個商場故事，看到現場聽眾入迷的眼神，我便明白他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自詡是個講故事的人，觀眾入迷的那十分鐘宛如神奇的魔術時間一般。
此時，我也在東華大學教授小說創作課，便決定在十八週的課程裡，每週都要講一個故事，課程結束後，這本小說的雛形也就出來了，人生的經驗是一回事，要化成小說，還是得倚賴情節與故事的流動。過去台灣文學作品很講究文字的經營，而非情節與故事的流動，確實，文字能讓讀者的眼睛發亮，但只有在現場講故事時，透過情節與故事的流動，才會看到讀者入迷的眼神，這是精美的文字做不到的，所以我寫小說漸漸不理會西方小說的標準，因為我希望的小說就像是有人在你的耳邊說話，有文字的精美，但又有一種為你朗讀的氛圍。
為了寫好這系列小說，我也做了一些中華商場背後歷史的研究，也因為資料太多，寫都寫不完，後來我將《單車失竊記》的部分場景也設定在中華商場。
小說的英文是「fiction」，意指虛構，日前我讀到小說家尼爾．蓋曼評論小說、音樂、電影的《旁觀者意見》一書時，就很認同蓋曼對於小說的想法，他認為小說可以根據事實，但毋須被事實控制住，電影戲劇也是，可以試圖恢復原作的氣味跟場景，但不必被事實完全限制住。
小說出版後，很多讀者跑來跟我說他也看過我筆下的那位魔術師，也見證過某些情節，但我很明白書中有些內容，是我找到一個時間空隙後加油添醋補上的，我認為戲劇電影也應該要試圖創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空隙，像是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中，鏡頭就曾經帶到了一個在我童年經驗裡是個可怕、陌生，會想試圖逃避的人物，讓我深受震動，這個人在我的記憶是不被珍重也不被尊重的人，但是當他變成作品裡的一個形象時，每回我看到他一出場就忍不住掉淚，也很想在電影裡與他相見。
《天橋》若能以影像面貌重現，讓那些經歷過中華商場風華年代的觀眾也能看到時，我希望的不只是召喚他們的回憶，而是反映出他們曾經紮實活過那段時空的人生。至於年輕世代的朋友，沒有中華商場的回憶，《天橋》要想引起大家討論，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就更重要了，我相信只要人物塑造成功，就能跨越時空與記憶的限制。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中華商場商店留下的影像實在太少，蕭嘉慶老師一九八八年在文化大學授課時，曾要求學生到正走向歷史的中華商場連續做廿四小時的紀錄，後來這些學生有在臉書成立社團，希望透過他們的努力，能找回當時拍攝下的中華商場身影。
中華商場裡我印象最深的聲響就是火車走在鐵道上的聲音，當時我們一家就住在鞋店裡面用木板搭起的小閣樓上，離鐵軌只有兩、三公尺的距離，早上第一班跟半夜最末班的火車聲音都會清楚入耳，一直要到火車收班後，鐵道才會安靜下來。這時消夜攤車的聲音就跟著跳出來了，像是麵茶攤車上嗶嗶作響的沸騰茶壺聲，同一條街道早上則有菜販挑著擔子沿路叫賣，到了下午則有賣豆花甜水與水果的，商場兩側的中華路雖然是固定的街道，卻也是流動的，因為在其上叫賣的小販們就像一間間移動式的商店，移動的小販讓街道流動了起來。當然，中華商場裡面的店家來自四面八方，每家吆喝的腔調都不同，有台語、客語，也有各式外省腔，光是人聲的流動就太豐富了。
另外，商場也是個氣味很重的地方，從點心世界到清真館，還有小吃麵攤與醬菜店，店面加住家，從嗅覺切入也很有趣。
當初，我在寫《迷蝶誌》時提到「十塊鳳蝶」，還說到過去蘭嶼達悟族人抓蝴蝶賣給台灣人，一隻蝴蝶就賣十元，便形容蝴蝶彷彿是叮噹作響的銅板，但後來有讀者說這樣的寫法是錯誤的，因為那年代的十元是紙鈔而非銅板；也會有讀者指正蝴蝶學名拼錯等等，這些生態科學的讀者遠比文學讀者嚴苛。
後來創作《睡眠的航線》時，我發現自己寫不出戰爭的場面，因為我沒有經歷過戰爭，我也無法返回歷史場景，我只能從周遭下手，所以我便決定從日本飛行員的頭盔切入，也為了找頭盔往返日本幾趟，甚至找到軍工廠，後來我發現寫作一定要到現場去，絕對會帶來衝擊，更容易進入到小說要呈現的時空氛圍中。
另外，查看資料也很有趣。《複眼人》中提到雪山隧道的貫通，這條隧道實際的工程時間超出預定三倍，但要怎麼理解工程人員的焦慮恐慌感？我到圖書館找到當初施工人員的工地日誌，上面記載的數據非常迷人，可以清楚看到團隊在一個地方的工程停滯好幾個月，從停滯的數據裡能感受到其中的緊張，我就是因為讀到了那份工程日誌，才認為自己可以開始動筆，但對我來說，創作最重要的轉捩點還是在《單車失竊記》。
為了《單》，我跟著去街頭找車，甚至去腳踏車修車廠田野調查，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從這些腳踏車市井朋友身上學到怎麼看一輛腳踏車的螺絲裝錯，甚至判斷一台檯燈是哪一年生產的，這些功夫很像是拍電影的事前作業，也是國外小說家創作時會下的功夫，像是我很喜歡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在《純真博物館》付梓前，花廿年收集土耳其的日常生活用品，他將這些東西都買齊了，才開始寫作，過去我沒有這樣的機會鍛鍊寫作技術，也沒有這樣的養分與根基，我便決定從自己做起，也要求我的學生這麼做。
我寫故事後，總會期待讀者的反芻，甚至對我提出挑戰，質疑故事哪裡不合理，這些都會更加激勵我。我愛講故事，因為講完故事後，聽眾會幫我補漏洞，讓故事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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