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於青
我出生於七○年代，母親讀中文系，所以我從小愛看書，也擅長寫作文，也一定寫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蔣經國死亡和天安門事件都是我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就像蔣中正之死讓有些人無法忘懷一樣。高中時，我還為了紅衛兵走遍全中國的小說感動過。身為中學生的我，其實感受不到八○年代台灣社會的變動。當時的電視新聞醜化了異議人士，我也不曾懷疑。換句話說，在進大學之前，我被教育體制規訓得很好—至少在「中國」的觀念上。
進大學後，我眼界大開，對中國文史反而沒有興趣，最吸引我的是哲學和社會科學。那時常常去抗議示威，反對執政的國民黨，但即使如此，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要「認識台灣」。因為就價值的位階而言，西方高於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尾巴。我後來才明白，這可能是過去五十年來根深柢固的想法，而我也被潛移默化了，而學院就是西化與中國化的大本營。因為人文系所以中國文史哲為主；社會科學則和美國關係密切。台灣研究只不過從這兩大主流的夾縫中求生存而成長。
過了很多年，我慢慢認識台灣，我才懂得杜正勝先生提出的同心圓理論：踏實地從自己腳下、身邊推展出去。因為這正是矯治半世紀以來台灣「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所造成的毛病。何謂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台灣本來是被殖民的地方，戰後一解放立刻受國民黨統治，嫁接了一套天朝上國的觀念，讓台灣忘記自己只是個歐亞大陸的邊陲離島、忘記自己本來只是個殖民地，讓台灣自許為「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足以代表「東方」和「西方」平起平坐。
如今，台灣已經歷了現代化與西化，中國化教育的影響也極其深刻，中國文化確實也是世界文明中的可貴資產。但對台灣來說，這一切文化資源都必須批判地繼承。在杜正勝先生這一輩的學者中，有不少從小學習中國文史哲，日後以此為專業，他們從八○年代以來深刻反省過去，回頭認識自己的環境。這些學者其實是台灣可貴的知識資產。高中文史課程的規劃與教科書正是他們努力的成果。他們之間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畢竟經過磋商妥協，也花費很多的心力。這是一件可貴的事，能夠消除歧見共同合作，為台灣的文史教育定出方向。
至於黃花崗烈士、南京大屠殺的革命神話與民族圖騰，問題不在教多、教少，而在於國民黨對自己在中國的那段歷史無法提出與時俱進、令人尊敬的解釋，卻只能重彈戒嚴時代的老調。如今中國、日本和歐美都有自己解釋中國近現代史的立場，那台灣的觀點究竟是什麼？這才是最重要的課題。就這一點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在台灣的教學，其重要性與危機之大，令人擔憂。
我們活在台灣，本來就要面對內外艱困的世局，面對改革與變動，學習了解、反省和批判，本來就不容易，甚至是內心的煎熬。我們只能期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勇敢地面對過去，走下去。
（作者為台大歷史所博士生）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