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儀深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出版、鄭鴻生先生所寫的一本新書，其中一篇文章〈誰的二二八？〉說到：「族群衝突」是二二八當時最末流、最不應該強調的因素，後來卻被誇大渲染成為最主要的矛盾；鄭先生說如果要談族群衝突，「我們能夠找到當時最鮮活、最具體的例證就只能是『打阿山仔』─就是在事變期間一些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到處毆打、殺害一般外省人這件事。而這正是讓我年輕時候耿耿於懷的心頭之痛。」吾人推敲鄭先生所謂的「後來」，應該不包括戒嚴時代外來政權繼續扭曲二二八的一段吧，至於解嚴後，除了第一部探討二二八的著名電影《悲情城市》，對「打阿山仔」的情節有所交代以外，舉凡民間的公義和平運動、研討會論文或民進黨主要領導人的公開發言，有誰講過族群衝突是二二八最重要的因素或最主要的矛盾？有誰指責過「外省人」要負責任？
包括二○○六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重點亦在闡明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等軍政首長應負次要責任的理由，附論中同時認定這是政府犯罪，今日追究這些人的刑事責任，還具有還給其他「外省人」族群清白的積極效能。儘管如此，為什麼以鄭鴻生為代表的一群人還是會覺得「族群冒犯」呢？個人認為，解嚴以來的二二八真相追求與平反運動，是與塑造台灣認同的本土化運動乃至台獨運動分不開的，站在「反台獨」或親中、統一立場的人不免產生排斥，所以，是他們對號入座，不是別人做了什麼誇大扭曲。
進一步說，二二八事件爆發初期，尤其是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以後激起台灣人普遍的憤怒，很多地方確實發生「打阿山仔」的現象，但是台灣人仕紳組成的處理委員會立刻予以制止，而且不必等到三月八日援軍登陸，各地的巡邏士兵早已開槍反擊乃至報復；例如三月六日彭孟緝派出來的軍隊，在高雄市胡亂掃射、任意搶劫的現象，難道沒有族群因素作祟？高雄方面至少已經有許雪姬教授所做的三本口述訪問紀錄（一九九五年出版）可以作證。反台獨或親中的知識分子如果真正關心二二八悲劇，早就應該去完成（也只有他們能完成的）二二八當時外省人受害的口述歷史，可惜到今天一本也無。
就像電影《悲情城市》的情節所顯示的，一般台灣人對「祖國」的來臨多麼格格不入，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初始必須經過暴力流血的轉化，可見國家認同的建（虛）構性。個人認為，惟有誠實面對二二八的「族群衝突」面向，才能深刻反省今日藍綠政黨宛若敵國，其背後的認同政治糾結。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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