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豪澤
台灣有許多女性因為生育而陷入「工作」與「家庭」的兩難，尤其因為「保育所」和「幼兒照顧設施」等托育環境的大量欠缺，造成許多女性為了照顧孩子，必須長期處於失業狀態，縱使重新進入職場，也大都只能屈就於低薪工作，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婦女婚育與就業發展」調查，台灣女性因生育離職者，有68%以上是為了照顧子女。同時針對在職女性的調查也顯示，有70%以上表示，「完備的公共托育服務」將會增加生育意願，足見「公共托育服務」是台灣因應少子化時亟需推行的戰略方向。
衡諸1960年代，瑞典面臨高速經濟發展，女性就業大幅增加，公共保育設施急速擴建，地方保育所的員額也急速增加，終於在長期的調整與試驗下，建立起完整保育體系，確保家庭中父母雙親需要穩定工作收入時，國家社會對於下一代能夠提供完整的托育照顧體系。
1974年瑞典制定「就學前學校法」法律，將「全日型制的保育所」及「時間制的幼稚園」，都視為國家生涯教育體系中「就學前教育」之一環，於1976年以〈兒童保護法〉正式建立全面保育體系，並於1980年經〈社會服務法〉確認，1995年〈社會服務法〉改正，明訂「雙親在就業或就學時，政府須確保1歲至12歲的兒童要有保育場所提供托育服務」，1996年7月，保育服務的行政管理單位由社會省轉移到教育省，嗣後保育所管理法的權責又從中央行政廳和社會廳轉移到學校廳。瑞典現行具體的保育服務型態分述以下：
一、保育所：雙親就業或就學時，家中的6歲以下兒童須送到保育所，目前瑞典全國約有53%的6歲以下兒童接受此類照護，據1997年統計可知，每位教職員約負擔5.7位兒童的照顧責任。
二、家庭保育所：雙親就業或就學的12歲以下的兒童，可前往家庭保育所接受照護，負責保育者在自己的住宅內提供保育服務，目前5至12歲的孩童全國約有4.9%利用此一服務，2至5歲兒童亦有11%家庭利用。由於此一方式平均為三個家庭的孩童前往一處家庭保育所，因此瑞典以「三家庭系統」稱之。
三、「開放型就學前保育」及「短時間團體活動」：「開放型就學前保育」是以居家的雙親、育兒從事者，或以兒童為對象進行的社會教育活動，時間型態活潑，雙親或育兒從事者可於開館時間自由帶領孩童前來館內活動，全國約有1000處此類型場所。「短時間團體活動」所指的是4到6歲兒童就學前的團體活動，於開學期間每日進行3小時，以6歲孩童參加者較多，每年度統計6歲參加此項活動之人數均達數萬人，因為瑞典大部份地方政府均將6歲兒童活動和9年間國民義務教育視為一體，歸納為「基礎教育10年」。
四、學童保育所：對象是雙親在就業或就學12歲以下的兒童，在學校沒有上課的時間內提供托育措施，此一制度設計看似接近日本的「學習墊」或台灣的「安親班」，但是瑞典型態是加入年長兄、姐，或年邁領有年金，生活無虞的祖父母提供照顧。無論如何，提供12歲以下兒童保育服務法律上皆是政府的義務責任，保育所多為地方政府設立，職員大半是基層公務員型態，到了2000年時，保育兒童約有18%是在民間保育所接受服務，但是民間的營運主體仍以非營利組織，家長組織協同組合為多數。
過去的台灣在黨國經濟體制的開發主義之下，創造出二層經濟結構，上層壟斷資源，成為鞏固既有體制的僱傭者，政府雖用經濟開發為號召，帶動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大量民間就業機會，但卻缺乏社會保障的僱用環境，而且二重結構皆是以男性工作者為中心，缺乏家庭生活保障的公共服務，即使在民主化過程中，只有極為弱勢的中低收入階層，政府才提供低微的社會福利支援，完全缺乏普遍性公共服務安全網，過去用經濟開發和強調個人努力的「拼經濟」口號，來掩飾台灣內部貧富差距的問題，讓「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議題完全掩蓋，12歲以下兒童托育公共服務的缺乏，正是加劇台灣少子化問題的背後成因，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國家若能借鏡瑞典經驗，提供全面性托育體系，讓年輕世代遇到生產、生育階段，得以解決育兒的困難，女性亦不再陷入「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兩難，相信將能大大有助於提升生育率。
（作者為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社會福利碩士、台灣農權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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