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我與同志媽媽的對話之旅

《日常對話》劇照。(鏡像電影提供)

—前言

文化部日前選出黃惠偵導演的紀錄片《日常對話》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獎,打破了以往側重劇情片的選片思考,其次這部呈現同志母親的紀錄片創下了今年最佳的紀錄片票房,議題發酵熱烈,黃惠偵特別撰文表達了她一路走來的心路。—

◎黃惠偵

也許,這是一段他人看來太過不可思議的旅程。

每次我回頭重新檢視這個關於母親與我的故事,我都會看見身邊的許多朋友用其各自的方式,幫助《日常對話》走上了這條奇妙的航線。

一九九八年,才廿歲的我是個身上被貼了許多標籤的年輕女孩:中輟生、跳陣頭、有個同志母親,還有個引號裡的「破碎」家庭。如果不是因為我在這年遇見了紀錄片,之後的許多事情可能都不會發生,因為社會已經預先為我們這樣出身的人,劃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界線。

是那個想為自己說些什麼的渴望,拽著我一步一步地踩過那條看不見的線。

寵辱不驚 超越標籤實現渴望

《日常對話》的起點是位在蘆洲的一所社大裡,沒錯,就是現在每個鄉鎮大概都能找到一間,型態乍看之下像是個成人才藝班,但設立宗旨實為推動知識解放的社區大學。我在那所蘆荻社大裡學會了怎麼操作現在已經幾乎被淘汰的DV攝影機,Zoom in Zoom out、Tilt up Tilt down、Pan right Pan lift。但比這些基礎概念更重要的是,我學到了如何去觀看與思考,學會重新理解自己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那是一種每個人都應該要懂,但掌有權力的人們不太希望我們擁有的能力。

幫助我長出這個能力的人們,包括在社大的老師以及後來帶著我進入社運工作的前輩,讓《日常對話》這部電影能夠以今天這樣的方式完成。觀眾們在片中所看見、所感受到的愛,既是來自於我試著理性地去理解自己與家人的結果,同時也是那些相信我的夥伴們,用他們的攝影、剪輯、配樂專業相助之下才得到的成果。

老實說,從來沒有想過會因為這部關於我們家的電影,給自己帶來什麼名或利,因為原本只是像抓著浮木求生,希望能夠透過電影來改變自己與最重要的人之間的關係。但從今年初獲得柏林影展給的獎項,到下半年被推派為台灣參與奧斯卡外語片競賽,這些經歷的確給我的生活帶來了一些改變。而我終究還是個悲觀的人,因為這些改變所帶給我的擔心,其實比開心還要更多一些。

我擔心這段經歷會被誤讀成一個「只要努力就能出人頭地」的勵志故事,讓人們反而忘了去面對我原先想要告訴的:那些關於階級、關於標籤、關於家與家人、關於傷痛、關於社會上的種種暴力與無力。

我也擔心自己會不會迷失於不斷湧來的肯定與讚美,讓自己在一場又一場的放映與座談邀約之間,原本質樸純粹的初心逐漸產生質變。

所幸,好些前輩與朋友不時就會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是誰。中輟、陣頭、受性侵、同志的小孩…,儘管這些名詞這輩子永遠都不會離開我,因為它們本就已構成我這個人的一部分,但我已經明白自己並不會因為經歷這些就變得比較差。至於「得獎導演」這個頭銜也就只是另外一個新標籤,我也不會因為這個頭銜就變成另一個不同的人。

從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按下攝影機上那顆紅色的錄影鍵,到二○一六年影片終於剪輯完成到現在,如果有什麼是非說不可的感受,我想那會是感謝。

感謝有創作這個好方法,幫助我們去面對人生的種種難題。

感謝所有真心待我的前輩、好友及夥伴。

那個跳牽亡小女孩的人生旅程能夠走到這裡,並非不可思議,而是在她身後有太多太多的好人出了力氣。

(電影《日常對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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