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一九九二年的詩，仍然隱喻著中國的意象。被過度以經濟成長形貌誇大美化的這個走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政經分離政策動向下，藉著經濟的被殖民顯露了帝國的新姿影。但是自由仍然是欠缺的，民主當然是被壓制的。
「晚間新聞裡／我看見魏京生
來自挪威的消息／和平獎可能為中國／
烙下一個印記
遙遠的距離／在監獄之外／人權被鐫刻在
良心犯的心版／自由成為綑綁自由人的繩索
中國是一座法庭／中國是一座墓園
迴蕩著／哀悼生命的鐘聲」
—〈中國〉／李敏勇
台灣在那時際，已逐漸爭取到自由。回頭過來看歷史，我從自己的一九九○年代詩集《心的奏鳴曲》的一些詩之行句，仍然聽得見台灣在那時際政治改革運動顯露的民主腳步聲，一些異議份子政治良心犯的黑名單，在海外和在國內的，逐漸被解除。相對於中國，自由的榮光在台灣這個國度彷彿正逐漸煥發著人性的光彩。
一九九六年，台灣劃時代的總統直選，對照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大限，一種民主化的可能是何等鼓舞這個島嶼的人們，並且或許感動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讓世界的民主先進國家為亞洲的台灣這個島嶼刮目相看。一直到二○○○年，民進黨改變了國民黨的統治，象徵台灣取代中國的歷史紀元，標示著一個民主新興國家的新里程。
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得獎人是歸化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以一位中國的流亡者，世界性的文學冠冕頒給華裔，卻是法國公民的高行健，政治的隱喻不言而喻。高行健也因此成為台灣的貴賓，在台灣這個國度體驗到比他出走的中國更大的榮耀，他的戲劇《八月雪》並且在台灣文建會的大力支持下搬上舞台。中國的異議份子、流亡者，在中國之外的一個備受中國威脅、打壓的國家，被觀照被注視被呵護。
台灣民主化了，台灣自由化了。但是，這個自由化的、民主的國度卻被某些向中國傾斜的力量左右著。一種自由向不自由傾斜的病變現象籠罩在台灣追尋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上。中國以政經分離政策形成網羅，而台灣也出現政經分離政策牽動自投羅網的腳步。自由彷彿不重要，民主彷彿不重要。
台灣傾斜於中國的力量主要來自殖民體制失去絕對統治權力的症候群，而附和者也有許多文化人。若說從前國民黨統治台灣是右翼中國，在台灣的某些左翼中國意識論者曾經抵抗國民黨統治而被白色恐怖壓迫。但當台灣的主體論形成，並逐漸在形塑獨立國家之路，維護這個島嶼上生活的人們自由與民主的文明化價值時，在台灣的左翼中國和右翼中國連結在一起。這樣的狀況，只要看看從前在台灣的反共者和親共者踴躍於中國之途，就清楚不過了。甚至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時際，一些被當時國民黨文工勢力打壓的左翼中國意識論者，轉向而成為國民黨的文宣幹部，顯現歷史的荒謬與政治的欺罔性。
走資化的中國，存在著比鄉土文學論戰時際的台灣更嚴重的帝國主義殖民經濟現象。自由在中國，仍然是欠缺的；民主更是嚴重的落後。不只魏京生、也不只是高行健，仍然有許多流亡者滯留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但這樣的中國，卻在台灣的某些文化與政治詮釋被美化了，在亮麗背後的陰影被視而不見，從前的國民黨中國祖國迷障，現在轉換成共產黨中國祖國迷障。國民黨為重新鞏固殖民體制，搖晃的就是中國的那面旗子。
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當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宣佈查禁章詒和《伶人往事》等八部書時，數百名中國海內外文化界、民主派人士發起簽名活動，呼籲熱愛自由和尊嚴的民眾站出來，維護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時，台灣的某些傾斜於中國的新聞媒體和政治人物，甚至文化人和商人，難道不是〈反抗文化專制，抵制精神奴役〉那篇聲明指責的共犯嗎？一個自由國度向不自由國度的傾斜，正支持了不自由國度讓人感到「憤怒和恥辱」的作為。中國，正是那令人感到「憤怒和恥辱」的國家！
台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走過歷史苦難，走出歷史悲情，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人民共同努力的果實，仍在形成的階段，仍須深化和鞏固。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不是問從哪裡來，而要問往哪兒去。建構台灣為正常化國家，才能深化和鞏固台灣的自由和民主。這樣的追尋不能被某些經濟發展論，一意以中國的工場與市場條件模糊化，而應該放在文明的視野裡更明晰地被鑑照。更何況，台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對於中國而言，也是一片窗一面鏡，會提供中國人民鑑照的願景。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走過國民黨中國殖民體制的牽絆，面臨的是共產黨中國的殖民體制魅惑。台灣是否能走過歷史苦難，走出歷史悲情，確保自由化和民主化，確立台灣主體性是重要的。而文化視野相對於經濟意圖更為重要，在台灣看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從台灣，看共產黨中國，都應該從經濟的唯利觀或掠奪性掙脫出來。文化視野中的進步性文明、人性的尊嚴不可或缺的自由和民主，更應該被堅定維護。〈殖民地孩子〉（李敏勇，一九九七）的台灣人要有更堅定的意志和感情：
「在新的世紀裡／獨立的孩子一代傳一代
…／開啟新的歷史／在自己的島嶼自由思想
在自己的島嶼自由成長／沒有恐懼充滿希望」
（作者李敏勇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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