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正皓
針對保二員警葉繼元因蓄長髮，遭到多次申誡懲處，最後考績被打丙等的案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六年訴字第八一七號判決中，認為保二總隊並沒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根據司法院所發布的新聞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主要理由是一、儀容要求是為了「維持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與性平法「保障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的目的不相衝突。二、警政署的儀容要求，對男警、女警有各自不同的要求，所以沒有性別歧視。這兩個理由看似理所當然，但如果細細分析，卻有諸多盲點。
關於第一點理由，法院顯然認為，整頓警員服裝儀容只是為了加強警方的形象，這個目的從頭到尾都沒有性別歧視的意味，當然就沒有性平法的問題。但事實上，所謂的歧視，往往都會被包裝在中性的目的裡。歧視他人的人，也不一定都帶著鄙夷之心。譬如，節目主持人開黃腔、調戲女來賓，往往只是為了營造節目效果，而不是為了羞辱來賓。但難道因為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去檢視主持人開的黃腔有沒有越界嗎？
關於第二點理由，法院似乎認為，警察儀容規範不是單只針對男警，而是對男警、女警都有規範，既然沒有偏袒一方，自然沒有性別歧視。可見在法院心目中，只有「男有女沒有」或「女有男沒有」才叫做性別歧視。但一方面，長年以來的發展下，性別的範疇已經超越生理性別，和性傾向、性別認同等要素相互交錯，形成每個人不盡相同的「性別」。所以社會上可能有生理男同性戀、生理女雙性戀、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等各式各樣排列組合，早已不是只有男女兩性。而法院腦中的「性別」概念，似乎仍停留在身分證登記裡。
另一方面，法院認為只要大家都有服儀限制，就叫做沒有性別歧視。卻不問服儀限制內容的合理性，也不去探究憑什麼對男警、女警做出不同的服儀規定？偏偏這些被法院略過的問題，正是葉繼元案中最關鍵之處。
葉繼元案本來是一個讓司法反思法律與性別的好機會，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卻錯失了這個機會，持續用落伍的概念去解讀「性別歧視」。
（作者為台大法研所碩士、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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