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至上主義在中學教科書形成枷鎖並非始於二戰後國民黨中國進佔台灣，而是一九四九年亡於共產黨中國才形成的。只要回視一九四五年終戰之後，台灣民間怎樣學習中國語文，或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國在台始政的各級學校中國語文教材，就應當知道這樣的歷史。
國民黨中國亡於其所謂的匪偽政權，亦即取代了中華民國而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重視白話文的共產黨中國，文言文似成了中國國民黨黨國化自認為的文化救命丹，以為對台灣人民在語文教育上套上文言文的枷鎖，即可以保存中華文化之名，達到「我漢他匪」的正統論。殊不知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難挽亡國的狂瀾。甚至「他漢我匪」，一群在台灣的中華文化論者也匍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途。
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自始即陷於中華文化優越論者食古不化的文言文至上主義教育邏輯，青少年在語文的枷鎖中幾乎被窒息，而語文程度的低落化卻被歸咎於文言文教材比例的降低。反果為因或反因為果，每當本國中學生語文教材適當調整文言文比例時，即出現職業性本位主義的抗拒，形成反改革的惡勢力。
中國的國家已從往昔、古舊的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或出現更新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中國。但一九四九即亡於新中國，因進佔了台灣而得以以殘餘、虛構的中國存在於台灣，固執於他者性，面對民主化而形成的台灣化，未能在文化上真正面對，其癥結也在於中華文化沙文主義的牢結。中華或說中國文言文成為台灣國家重建的文化病理或精神病理，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必須正視的課題。
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看看世界上任何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學生本國語文教育哪有這樣枷鎖化，依賴偏重於傳統典律而輕鄙近現代或當代性作家作品的例子？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中國，也不會像被取代的中華民國一些中文學者一樣仍然墨守在文言文的窠臼裡。一些中研院學者許多保守論食古論中國語文教師，請解放你們的枷鎖，讓台灣的學生們在口語白話的語文自由羽翼飛翔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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