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濁水
為什麼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九年每年對中國投資平均高達三十一．三八億，而陳總統對中國經貿鬆綁後，對中國投資即降到二十九．八一億，有一個最重要理由是不三通和四十％上限，對一些有競爭力的電子組裝廠來說，根本產生不了限制他們西進的作用，例如鴻海十四萬名作業員在中國，在台灣的才幾千名負責全球總部的營運和研發業務。生產線已全部在中國了，但四十％的額度還沒用完。因為電子零件和組裝業的特色是資本週轉率高，一年至少要做股本的五、六倍，所以營運金特別高，佔七十％左右，至於廠房設備大約只有三十％左右。所以只要營運的會計帳算台灣的，錢用到中國便不會超過四十％，如盈餘高，匯回來可以沖抵四十％上限， 四十％上限對其根本沒有意義，因此才會出現二○○四年投審會通過額度創新高而實際赴中資金二○○五年反創新低的現象。
至於晶圓製造設備昂貴高過資金七十％，但技術密集，在台灣製造成本反而比在中國低，也無需大舉西進，例如日本大廠爾必達就寧願到台灣和力晶合作設廠，而不到中國去和中芯合作，這樣的公司，也不必用四十％去限制。所以三通與否和四十％開放與否，對台灣最想留住的高科技業意義不大，但原來以台灣內需市場為主，如今想擴張中國市場的傳統產業，如水泥、玻璃、食品、紙業、橡膠等，則最受限制。
黃天麟前輩說我只重視留住高科技業、不重傳產，並非如此，實際上不重傳產是李前總統開端的，這點在我《共同體》一書中，對李前總統還有所批評。
黃天麟前輩又說四十％不是問題，再增資，就有另外的四十％額度可用，其實所謂的四十％是用在淨值五十億以下的，五十到百億是三十％，百億以上就只剩二十％了；其次，前述台灣的傳統內需產業市場已經飽和，已再無在台增資生產的空間了。第三，電子組裝業一旦外移中國，整個生產線經常移光，但前述傳產到中國生產，反而不必關閉台灣生產線，四十％對前者限制不到，卻限制了後者，顯然不合理。所以中國投資額度應照產業性質做區別管理，不應一條鞭，一律以四十％為上限。
最後，不三通，早期是因害怕經貿往來會傷害社會的台灣認同，但事實上，兩岸經貿發展最迅速的上世紀九○年代，正也是台灣獨立認同上升最快的年代，短短不到十年，從不到十％上升到四十五％左右，而統一從六十五％崩落到三十五％被一舉超越。這項民調也正好反駁了台灣對中國的投資使得台獨運動消褪的說法。
（作者為前民進黨籍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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