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峰淵
林濁水前立委在「積極管理不如技術創新」（十二月二十九日）一文中指出，「中國勞工搶了台灣勞工工作時，印度的軟體工程師也搶走了美國工程師的工作機會，終致全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林前立委的這番見解，反映了台北主流觀點，但卻過於簡單、失真。
例如，為了瞭解軟體外移（software offshoring）是否造成美國軟體工程師的就業困境，全美最大的資訊軟體專業組織ＡＣＭ委託印弟安那大學Bill Aspray教授進行一項跨國研究。Aspray發現，美國的軟體產業的就業並無「印度軟體工程師搶走美國工程師的工作機會」的現象。事實上，從八○年代以來，美國公司已習慣將軟體外包給其他國家如愛爾蘭，一直到最近外包給印度後才引起爭議，而造成這項爭議的原因，則可能是美國歧視印度的「白人種族中心主義」。
同時間，新加坡大學的Mayasandra在印度的研究發現，承包美國公司的印度軟體公司，都必須簽下不平等契約，其員工也不認同該印度企業，反而都以外商公司的員工自居。
這兩個研究加起來透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所謂的「全球化自由市場」，是一場由西方，尤其是美國所主導的遊戲。美國以強大的經濟國力擁有最大的自由度，不僅掌握了核心知識與科技，更享有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而印度或台灣，都是後殖民社會，因自卑、崇洋而缺乏主體性，在經濟發展上盲目的依附、追隨美國（西方）的腳步，形成「買辦經濟」，使得西方強國雖然沒有統治，卻可實質操控印度、台灣。
而美國的戰略，更是要透過台灣來操控中國的經濟。也因此，美國強迫台灣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這意味著西進中國的台灣企業必須承擔絕大多數的風險，例如很多「台灣舉債、中國投資」的公司就血本無歸，甚至危及台灣經濟，但美國則可以輕易的享受中國經濟開放的果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波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也顯示了自卑、崇洋、缺乏主體性的現象。更糟糕的是，二○○二年諾貝爾經濟獎D. Kahneman的研究顯示，中國的經濟愈發展，人民福祉卻愈下降。這豈只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當今台灣的經濟困境是，多數擬定政策的學者及專家，信奉美國中心的資本主義，並對台灣本身的後殖民困境毫無自覺，使得台灣成為依附美、日強國的「買辦經濟」。陳水扁總統在二○○七的元旦講稿中，強調台灣主體性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考量。因此，希望執政黨的經濟專家、學者必須對台灣本身的後殖民困境有深度的自覺，才能實現陳總統的承諾。
（作者為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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