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你的富爸爸 我的負爸爸

◎ 吳海瑞

徐重仁剛進社會時,起薪「僅」約合新台幣九千元,「什麼事情都要做,還要付房貸、吃飯,生活很辛苦」。網友以台灣當時(一九七七年)的房價、薪資水準打臉,忽略了早稻田商學碩士畢業的他,當時是在日本工作,並非台灣。

在那個年代,徐能赴日留學,套句現在用語是有個「富爸爸」,但當年的富爸爸,特別是白手起家的,給孩子資源的同時,多半也會給予吃苦磨練(徐在日本求學時邊打工),待遇不像現在的富二代。徐或難體會沒錢之苦,但「公子根本沒吃過苦,卻叫魯蛇閉嘴」的評論或有過度。

一九七七年六月,我也剛踏入職場,半年後月薪一萬零八百元,當時擔任教職的女友才四千多元,月入萬元算高薪,不過因為有個「負」(債)爸爸、幾位在求學的弟妹,所以每月要補貼家用七千五百元,上班一年多,還在看二手的黑白電視。至於工作,高薪來自高門檻(四千多人報考,錄取率僅一趴多),以及高壓力;爆肝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每個世代都有其不同的辛苦面,沒有經歷過,彼此都難設身處地。

徐說,辛苦被老闆看到,一加就是六萬元,但當時他已貴為集團事業群之一的總經理,是特殊個案,如今的通案已難仰賴老闆「走動管理」的慧眼,而是考績制度,靠每年數百元或千元慢慢地「累積財富」。尤其在二○○九年馬政府的二十二K「政策」(或是無心),許多大型企業的起薪從原來的兩萬八到三萬之間驟降,帶動基層受僱者全面低薪,之後又遇物價(尤其是房價)高漲,職場新人失落感劇增。徐不了解低薪世代的奢侈就是「愛花錢」的小確幸,更把當年知遇的經驗,投射到目前公司制度的正常運作,是該道歉。

這段風波如果繼續動盪,已拉攏不少年輕族群客源的全聯,其起薪與勞動條件將會被徹底檢驗。寄望這個強調「利他、共好」的公司,有智慧化危機為轉機。

(作者為專業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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