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ＮＧＯ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資料照）台灣的ＮＧＯ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在台灣海基會自去年五二○政黨輪替後即被「已讀不回」，兩岸兩會管道片面中斷後，這名人士居然能帶來李明哲的簽名家書，背後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新型政經特許模式的形成。
其實，對於中國這種數千年由皇權過渡到威權的專制國家，這種藉由給予特定人特許利益以實施壟斷性經營的方式，一向就是其偏好的統治工具，一點也不令人陌生。
二○○八年起的馬英九時代，八年間「讓利」之說喊得震天價響，當時稱兄道弟的國共雙方所建立的舊型政經特許制度，主要的手段在透過鞏固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以達成和平併吞台灣的終極目的。現在的新型模式，目的完全相同，但是手段改了，換成是顛覆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如此調整，顯然是為了要威逼「非我族類」者，應回歸到正途，否則，就等著看反對者壯大。
中國這種一廂情願，在這次的李明哲案中，充分展露無遺。事實上，自新政府上台後，原本負責台灣人在中國經商旅行權益的通報單位海基會，早就被中國關閉了門戶與窗口，基本上是一律相應不理。同時，中國「扶植」國民黨立委成立了另一個「服務中心」，來完全取代海基會的功能。
這十個多月來，凡海基會通報海協會的案件，海協會一律跳過海基會，直接透過這個「服務中心」把訊息回覆給台商或台客等當事人。情勢影響之下，除了在中國經商的大企業有能力自己找門路，不知有多少台商早就換走這條指定路線，去尋找排難解紛的捷徑了。
如此的代理人制度，透過李明哲案，讓人看到民主國家想像不到的中國國家暴力本質。因為，對岸透過這位人士將李明哲的親筆信當作「信物」交給家屬，同時對李明哲的太太提出：國台辦希望她不要到北京，就會有「正面轉折」的要求；還強調未來有進一步消息，會再經由這「服務中心」傳達。意思是，聽話照辦才有路走，有事別再找不相干的人。
李明哲的太太指控其為「兩岸掮客」的身分，這是在「低調救人」與「高調堅持」二者間做抉擇，事實上非常不容易。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事成前，息事寧人，事成後，再予酬謝，比較「上道」的作法，通常對個人相對安全；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如果我們的國民一再讓老共這樣的計謀得逞，對岸此後當然就會繼續予取予求下去。現在海基會人間蒸發算什麼，下一步就是去政府化：不接受其政治前提的當權者，遲早也要跟著人間蒸發。
在傳統的中國政經特許脈絡下，掮客性質的買辦，前有國民黨元老，現有國民黨立委，總是穿梭其間，尋找個人的利益。但是這次傳出中介者具有台灣前情報員的身分，並且曾遭對岸重囚多年，這可就更為茲事體大了。此等敏感背景者，在脫離險地後，竟能受到北京倚重，做起「服務兩岸人民」的獨門工作，道盡了兩岸之間果然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伸向台灣的手，看來真是上天下地、無遠弗屆；其伸手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門、靈活權變。就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有對策。
論語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是當代中國非常典型的寫照。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必要到這種國家去，非要去，也需要理解不可能以民主國家的標準，能夠跟這種部落時代的政權對得上話。「遠離中國」的國民共識，不僅僅是在行動上，這是消極的，而且受限於現實，多少會打折扣；因此，更是在信念上，這才是積極的。
中國想要在台灣對親中勢力、親中政權明幫暗助，那麼手上掌握一票的台灣公民，最有效的自保之道，就是至少要在每次行使選舉權時，否決任一標榜親中的勢力當道，防止親中政權有機會染指我們的生活選擇權。唯有我們不小看這樣的國民意志，人權低落的國家才會對台灣人放尊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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