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柏林

針對憲法第五二條總統不受刑事追究的內容，應解為是一種統治行為，不受司法審判之約束。

關於司法權的界限問題，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佐藤幸治、小林直樹等著作，均主張「統治行為」有其高度政治性，其中國家全體運命之重要事項，包括國家承認、條約的簽訂、外交活動、安全保障等，均在司法審查權之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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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學者，並引用（一）最高裁判所昭和三四、一二、一六判例略謂：「…本件安全保障條約，屬內閣簽訂，國會承認之高度政治事項，最終應受國民之判斷，不在司法審查權之範圍內。…」（二）同所昭和三五、六、八判例略謂：「…直接國家統治之政治性，應屬國家行為，不在司法審查權之範圍內，應委由政府、國會等政治部分處理後，最後歸由國民全體政治判斷。……」（三）札幌地院昭和四三、三、二九判決略謂：「…裁判所不得對國家行為做違憲審查，……」等語。

總統府就國務機要費如何支應秘密外交，係屬政府統治行為，可受國會之立法院是否承認，以及全體台灣人民政治判斷之事項，不在司法權審查之範圍，陳瑞仁檢察官未察，竟予起訴，即屬違憲，台北地院刑事庭，可不經實體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三○三條第一款，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作者為前國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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