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一凡
二日刊登之《同婚法案超前立法 後患無窮》一文，筆者不以為然。
台灣政體並非內閣制，亦非總統制，是屬於混合制，與法國雙首長制之政治制度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內閣制國家行政立法一體，行政權力來自國會多數黨或多數執政聯盟，因此有所謂的行政與立法相互連鎖協調之說。而台灣既為混合制國家，則不像內閣制國家，行政與立法間具有權力鎖鏈的高度依存關係；相反地，台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實為分立牽制，互相制衡。
是故陳水扁政府時期，有行政院與立法院多數黨分屬不同政黨而朝小野大，導致行政與立法兩者無法相互協調的「歷史事實」。另有一說，認為蔡英文政府後，在混合制曖昧的政治實踐上，已漸漸擺盪至總統制，藉由黨政與府院兩種協調平台，掌握實質且直接的行政權力。
同性婚姻修法，最早可論及二○○三年行政院草擬的《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中間又經歷二○○六年蕭美琴委員的同性婚姻法、二○一二年民進黨尤美女委員及鄭麗君委員的多元成家草案。而二○一三年兩公約審查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二○一四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報告審查，皆在在建議台灣政府納入多元家庭的保障。
二○一六年十二月，同性婚姻民法修法草案通過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過程當中行政院無法提出自己的法案版本，無論是民法、專法或其他修法版本都不見法務部提出政策回應。這些年來法務部已有許多研究與考察報告，二○一六年亦委託清華大學進行同性伴侶法制化研究計畫，法務部對此仍舊以民意藉故拖延，沒有提出對多元家庭保障的具體立場、保障形式與權利清單內容。如此，立法者如何與行政部門協調一致？
當行政部門，尤其法務部數年來的執意拖延，陷於政策價值選擇的顢頇當中，我們怎麼能不去檢討並歸咎行政部門的不作為，甚至怠惰與失能的政治責任，反而對立法者扣上這是立法者意志超前以及思慮不周的大帽子呢？當立法者面對的是與行政部門的怠惰與失能，豈能靜靜地等待行政部門的醒覺，而不是給予當頭棒喝，拖著行政部門往前邁進呢？
同性婚姻修法即便是一個立法上的「超前」，那也是因為要對行政部門已棄守泰半的人權保障，做出積極的表態。若要說立法者已超前，倒不如說行政部門沒有實踐人權保障的自覺與責任感，如此而已。
（作者於ＮＧ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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