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社會因為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涉及是否實質擁有浩鼎生技公司的股票，是否違背院內自訂的倫理規範，是否涉及內線交易，是否涉及避責而滯美不歸等問題，對其本人人格及中研院本身有很多負面評論。這些負評，從好的一面看，是大家對於中研院或其院長職位有很高的期待，高到甚至可以拿封建的「士大夫」的階級概念來勉勵它，用力督促無非是希望中研院將來可以變得更好，及至於台灣也可以變得更好；從壞的一面看，就是也不能排除也有些人借題發揮，剝削這個風波，以便獲得政治或其他隱藏的利益。日昨一群教授，自認對中研院問題有深入的認識而發表高論，這也讓人省思他們究竟是第一種人還是第二種人的問題。

我曾屬於「短命」的「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的一員，這是中研院唯一存在過的草根「反對派」。時至今日，勉強敢說我們或許稍微知道研究院的一些屬於結構上及歷史遺留的一些問題，以及為何會有翁院長的「紕漏」發生的因素。而相較於某些教授們夸夸其言的「真知灼見」，著實讓我等感覺「慚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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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研院從民族主義而全球化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開始構思中研院的成立，這是透過學術機構打造新中國、塑造民族國家的開端。科學一直是新知識份子救國的工具，而文史哲則具備了「國學」與強化「民族認同」的功用；根據的模型是法蘭西學院，而法國這個模型是歐洲及日後蘇聯共和國所模仿的對象。這個打造新民族國家的歷史遺留，至今仍保留在中研院的組織法內，就是明訂定中研院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負有多種學術責任。

進入一九九○年代，這科學救國、民族榮光的歷史遺留，在李遠哲院長主政時期發生了實質上與組織上的演變，但並非消滅。當時台灣政治進入民主轉型與本土化的階段，台灣逐漸形成新的政治共同體想像，外部則面臨世界的訊息革命與全球競爭，不論是在科學領域抑或經濟生產領域，都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面對這樣的歷史關卡，李遠哲院長一口氣將中研院的「全球化」轉型進度調整為二．○，要做到亞洲第一、世界一流。

政策的重點就是加強內部的績效評比，在國內推動彈性薪資以利廣招賢才，並綢繆台灣下一階段新興產業發展，他獨具慧眼看到新興的生命科學的前景，遊說各方支持。中研院並因此進行大規模組織調整，打破過往化學、生物、植物、動物等的各自為政的學科分野，形成以生物醫學、基因體研究為新興的主力，並力挺翁啟惠的接班。

二、打造台灣生技產業的任務

翁啟惠院長繼承了李院長的全球化與產業發展方針基礎，更因為自身在醣分子研究的突破，擁有世界多項專利，他的團隊很快成為國內生命科學的生力軍，並且獲得重要國內外生醫學者的支持。翁院長則更進一步在國內遊說一個對於生技產業更友善的法制環境，其中包括了「科學技術基本法」以及其實施辦法，設法排除「公務人員服務法」中影響國公立機構人員進行生技技轉營利事業的限制，打通公共學術與資本利益之間的流通障礙，讓中研院正式進入「專利時代」、「技轉時代」。而中研院晚近並進一步在各界有懷疑聲中，更成為主導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的無法替代的領導者。今天的問題，歸根究柢並不是生醫研究的本身價值問題，而是技轉的體制與利益糾葛，讓原來的科學研究，可以被操作為資金的遊戲，也讓原來是有益眾生的科學成果，順利成為投機的標的，而翁院長在此刻因公私分際欠明的疑雲，身陷泥淖。

此一事件的結構性問題在哪裡？中研院將近廿年來以生命科學掛帥走到今天幾乎路人皆罵的光景，問題究竟在哪裡呢？歸根究柢恐在於中研院的精英體制是一個高度階層化的院內治理機制，缺乏自治與自省的能力。

三、中研院三通聚頂的精英治理結構

這個體制其來有自，一部分來自於國家賦予的權力地位，一部分是國人對於科學權威與民族光榮的天真信賴，而晚近另一部分，則來自於技轉利益及私人資本的力量。中研院的院內治理層級，在翁啟惠後期，已經達到金脈、政脈、學脈得以三通的聚頂狀態。

基於過去的歷史，中研院同仁對於政治的直接干預很敏感，但是進入民主化後，中研院的問題不是在抵擋政治干預，而是在遊說以便爭取更多的政治支持，但是要有真正的生技產業發展效果，只有政治支持是不足夠的，中研院人員必須和資本合作，這就是技轉的真正魅力。而中研院可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的歷史條件與國家定位所具有的組織優勢，它一方面可以進行高端人才的吸引，進行組織的動員，它特別是可以將研發成果、成功技轉的高失敗率與風險，所謂「投資風險」，間接轉嫁給國家的預算承擔，這對資本家而言，是多麼划算的生意。而這，就是中研院前所未有的結構風險，面對一個沒有自省、自治能力的精英俱樂部，今天淪落讓不入流的人也能指指點點的下場，很多人恐怕都難辭其咎。

（2016．04．04 見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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