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柏林
看過幾次國務機要費案起訴書，筆者認為此攸關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
由於台灣猶掛著「中華民國」的國號，不得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正統，在世界一百九十二國中，只能與二十四個蕞爾小國建交，這些小國動輒就以斷交威脅，總統府只好私下饋送贈禮以求轉圜，可以拿到收據嗎？審計部竟史無前例的要求正式發票收據始能核銷相關費用，使得總統夫人因多方網羅發票而遭起訴；如以相同的證據經驗法則，馬英九等有關人員，也應難逃法網。
筆者曾於台開案期間提出法的基本涵義，即司法官不應該是死板的法匠，而是衡平、是非、曲直的評判者，並介紹日本憲法第七十六條條文：「所有裁判官（指法官、檢察官），應依良心獨立行使其職權，並受憲法以及法律之拘束。」將良心擺在憲法及法律之前，也就是良心是司法官衡量判斷是非的最高準則，憲法次之，法律再次之。
台灣雖於兩千年政黨輪替，落實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但國會在朝小野大的生態下，改革如正名、制憲等寸步難行，無法走出「一中枷鎖」，這也是陳水扁政府不得不以國務機要費支應秘密外交的最根本原因；司法官如陳瑞仁者，難道無法體察嗎？陳檢察官只看到中國國民黨留下來的法律，而沒有看到台灣所面臨的中國威脅，也看不到台灣的外交困境，不僅忽視大是大非的良心，也忽略憲法第五十二條總統不受刑事追究的規定，就上開日本憲法條文而言，已屬本末倒置。美其名「孔明揮淚斬馬謖」，卻是先論法律，置最優先的良心與次優先的憲法於不顧，難怪遭到法界如洪英花庭長、黃瑞華院長、李鴻禧教授等為文批評。
希望台北地院審判庭能體察法的基本涵義，先了解台灣面臨的外交處境，次深究憲法真諦，秉諸最高標準的良心，做最正確的判斷。（作者為前國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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