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台北巿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電影作品如果具有實驗性和原創性，在票房上失敗了仍然有價值。作品如果因為模仿抄襲而獲得巨大利益，並不值得鼓勵。因為實驗和原創是向前看，模仿抄襲是向後看，我們永遠要向前看。

一、奠基的戰後第一代電影人

做為電影之城，台北是有資格的。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華語電影尚未崛起的年代，因為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兩個華語電影市場做為後盾，台北一年大約可生產兩百部華語電影。那時候曾經有位導演可以同時拍三部劇情長片，有位編劇每個月要交出一個電影劇本，三個劇本的酬勞可以買到一幢卅坪三房兩廳的公寓。大家都說西門町的一個電影看板如果掉下來，就會打到三個導演。那是一個繁榮但封閉的電影時代，也是台語片被迫消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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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國際的戰後第二代電影人

做為電影之城，台北是有資格的。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八○年代初期，台灣的電影界掀起了一股新浪潮電影運動，一群非常年輕導演崛起，他們的電影作品反映了台灣真實的歷史和文化，已經不再只是提供新馬地區的市場，反而走上了國際，有幾位導演在重要的國際影展嶄露了頭角，許多國際人士透過這些藝術電影認識了台灣。我很幸運，在這股對後來台灣電影影響深遠的浪潮蠢蠢欲動之前返回台北，我加盟了中央電影公司，從頭到尾參與並且見證了這股浪潮的起起落落，也因此認識了許多才華洋溢的年輕電影工作者，若干年之後他們漸漸成為年輕人崇拜的電影大師。每個大師都曾經是年輕的學徒，他們比同輩學徒認真、勇敢、執著，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我親眼見證了他們的堅持。

三、充滿實驗、原創精神的電影節

做為電影之城，台北是有資格的。台北除了擁有大量熱愛電影的年輕人，也越來越適合成為拍電影的城市，除了不斷改變的城市面貌，也有專屬的協拍機構。十八年前台北終於有了自己的電影節，那是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市長任期的最後一年，或許是為了替連任之路創造聲勢，傾全力推出了強調實驗、獨立、創新精神的台北電影節。為了鼓勵新生代電影工作者，百萬首獎排除了商業劇情電影，只限定給拍劇情短片、實驗電影、紀錄片、動畫片的工作者，通常都是非常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我很幸運沒有錯過這個盛會，被朋友們推選為第一屆電影節的主席。我們說服陳國富出任執行長，他請來年輕設計師林洲民做舞台及空間設計，請來劉開設計電影節的巫婆標幟，請來畫家鄭在東設計限量會增值的藝術品倒立人形當獎座。我們建立了非常叛逆、顛覆、原創的實驗風格。

永遠記得一件事情，那就是當我們開始對外招募工作者時，有個學校剛畢業的年輕人只問了一個問題：「請問，這個電影節是只辦一屆，還是每年都有？」我的回答是：「其實我們也不確定。唯一能確定的是，如果我們能辦得轟轟烈烈，誰也擋不住。如果辦得很糟，誰也不敢再辦。」「如果連你們都不能確定，我就不考慮了。」那個年輕人說完就走了。當時我直覺是世代差異，我們習慣一切都不確定，習慣從無到有，習慣機會要靠自己創造。結果那一年陳水扁敗選，馬英九上台，電影節卻一直辦到今年的第十八年。第二屆台北電影節我在台上致詞時說：「我們一定要相信，政治或權力都是暫時的，只有文化會是永遠的。」

四、推動電影復興的戰後第三代電影人

台北電影節誕生在台灣電影最谷底的一九九八年。在谷底的台灣電影工業年產量跌到十部以內，每部票房在新台幣一百萬以內。在電影工業瀕臨瓦解的十年之間，仍然有許多年輕人沒有放棄這個行業，我對於這些年輕人有一種特別的敬重，因為他們要忍受的是和我們那時代不一樣的考驗。沒有中斷的台北電影節，正好一路陪伴著這些年輕人走著這條艱難的道路，許多在當時參賽或得獎的年輕人，成為日後電影工業復興的中堅份子。

以二○○八年在台北電影節首映並且拿下當年百萬首獎的「海角七號」，做為這一波電影工業復興運動的指標性作品，應該是大家公認的，因為它創造了五億以上的票房。不過從歷史的演進來看，正式啟動這場運動的應該提前到二○○二年，那一年曾經擔任台北電影節執行長的陳國富找來黃志明、魏德聖，結合國際資金拍了在當時少見的鬼片「雙瞳」，創造了新台幣八千萬的票房，也開啟了未來台灣電影要走向類型片的先河，魏德聖也是在這一年向黃志明提出了極有爆發力的「賽德克巴萊」的構想。同年易智言拍的「藍色大門」在票房和類型上都有突破。到了二○○三年吳乙峰的紀錄片「生命」在戲院上映，竟然成為年度最賣座的國片，帶動紀錄片可以上戲院的風潮，同年李道明導演在台北藝術大學成立培養編劇、導演的電影創作研究所，為日後逐漸蓬勃發展的台灣電影提供了人才。所有事情都是有跡可循。

所有曾經具有突破性的革命，都不可能是瞬間爆發的，所有被成功創造出來的風潮，都要有一些願意默默耕耘，甚至犧牲個人利益的人出現或成為領導，在相互扶持中完成任務。真正的革命家是把革命本身當成是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把革命當成是一種個人的品味和享受，他們可以把名利放在一旁。但是更多追隨著革命家革命的夥伴們，只是想在一場又一場改變歷史的革命中獲得自己的名聲和利益。

五、正在崛起的第四代

從這兩、三年的台北電影節及金馬獎參賽的作品中，我們見到了非常大量的新導演作品，幾乎可以確定的說，台灣戰後第四代電影人已經誕生。他們的特色是在不同類型電影上的嚐試和實驗，企圖走出一條更能鞏固未來台灣電影工業基礎的道路。但是他們同時也面臨比過去更大的困境和挑戰，那就是中國大陸電影工業的崛起。相對於資金的取得和市場的規模處於絕對弱勢，台灣電影工作者紛紛重新思考和調整拍片計劃。不過魏德聖導演表示，他從來不會拒絕任何資金和市場，但是前提是要支持他想要完成的電影，他的態度反應了很多台灣電影人的想法。維持本身電影的獨特性，能反應自身的歷史文化才是真正能走出台灣市場的最佳途徑，為了迎合不同市場所做的妥協、調整和讓步，反而是最危險的自我毀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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