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景隆
不論是周子瑜或戴立忍道歉事件，最常被嘲諷的說法是「對人民幣下跪」，並稱「若是明白的說台獨，我還會佩服」。在台灣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好像有幾分道理。其實類似的語法，早就無言的在台灣解嚴前主宰過。
許多人求學時代都讀過柯旗化的《新英文法》，他從事這項工作並非偶然，而是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有限選擇。如李友邦被槍殺後，其遺孀嚴秀峰在十五年牢獄後，為了撫養小孩，也只好以開翻譯社維生。
專制政權為了起殺雞儆猴的效果，在異議人士出獄後會在生計上懲罰和追殺，以產生社會整體的恐懼，因此受難者幾乎無法在公司行號找到立足之地，於是只好從此噤聲避禍，轉而從事無關思想的英文文法或翻譯社等獨立事業。當年若有臉書，黨國支持者大約就會酸說，怎麼不再異議，這是「對新台幣下跪」，「若是再明白的批評，我還會佩服」。黨國支持者說的佩服，是假的，欣喜於站著的人被逼著和他一起向威權下跪，是真的。
今天台灣號稱民主社會，但專制威權的信仰者，反而可以用前人鮮血爭取到的言論自由，行打擊言論自由之實，他們無法如過去直接以政權禁止你的言論，只需要附和中共對不表態愛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進行經濟打擊，讓你在台灣閉嘴，同時大約會是同一批人，最積極倡議兩岸經濟的依賴，愈依賴，就可以愈壓縮反對者的言論，在恐懼之中自我審查，自我扭曲，這正是戒嚴效果的再現。於是即便戴立忍關心的主要是社會弱勢而非台獨，看在最有本事由兩岸關係取利的有權有勢者眼中，又或崇拜者眼中，關心弱勢和民主的人，正是拿來被道歉的上好獵物。
台灣普羅百姓也就得以在不斷的道歉事件中，更加確認反服貿以來的經濟自主之路，讓跪著的人有機會站起來。畢竟，跪著賺錢會開心，是少數人才有的天分。（作者為教師，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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