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漫遊藝術史》以鮭魚之名:身份識別的歷史

在進入身份證的歷史之前,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自己的身份是需要透過他人的辨認才算數 ?」回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在法國仍不存在身份證的時代為例,身份的註記可能是教會受洗的紀錄,或者在往來城市之間具有今日護照功能的商旅通行證上才具有意義,並非每個人的身份都需要被識別。

裝探員

台灣餐廳壽司郎號召「鮭魚」同好的折扣活動,引發了幾百位民眾向戶政機關申請改名「鮭」化的新聞,除了台灣媒體爭相追捕眾鮭魚的身份證造成話題外,國外媒體也視此為奇譚播報。奇特的並不只是有人願意為了折扣或免費活動交換自己的名字,也包含台灣更改名字極度自由與簡便的戶政程序。此外,各國命名的文化,特別是東西方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像是西方的名字多承襲已存在的宗教神話人物名稱,姓氏才足以辨認各個瑪麗、約翰的差異。台灣的命名學問,多數在於名字上選擇不同的單字或字音爲組合,創造出獨特的名字為主,產生辨識的功能。換言之,名字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代稱,也具有辨識身份的功能。然而具備法定識別功能的身份證則是相當晚近的發明。

在進入身份證的歷史之前,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自己的身份是需要透過他人的辨認才算數 ?」回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在法國仍不存在身份證的時代為例,身份的註記可能是教會受洗的紀錄,或者在往來城市之間具有今日護照功能的商旅通行證上才具有意義,並非每個人的身份都需要被識別。也因此在許多犯罪案件中,許多逃竄的罪犯不需要易容,只要化名就足以逃避警察的追捕。今日在巴黎警察博物館的文獻中,在沒有相片的時代,我們能看到過去招認無名屍體的清冊,警察必須將亡者身上的特徵或者衣著布料剪下來佐證讓家屬可以辨認【圖1】。一直要到攝影術的發明與普及,一個人的名字與其真實的樣貌才能夠相互參照,甚至一起被記錄下來作為身份辨識的基礎,不過,就算擁有犯人的照片,像是1855-1869年間被判妨害風化者的清冊中【圖2】,警察獲取的是妓女扮裝的沙龍照,有時礙於只限側臉的取角,實在難以精確地辨認出她們的樣貌。

【圖 1】1850-1856年間停屍間失蹤人口清冊,巴黎警察博物館(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aris)文獻,作者攝。

【圖 2】1855-1869年間被判妨害風化者清冊,巴黎警察博物館文獻,作者攝。

事實上,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建立時,除了要勞心統一地區的差異外,也要面對社會治安的難題,因此建立辨識身份的方法有助於警察找到真正的罪犯,使民眾安心。鑑識科學先驅貝帝雍(Alphonse Bertillon, 1853-1914)在1879年進入巴黎警察局工作,負責整理罪犯資料,他面對不規則的身份註記、以及不清晰的罪犯相片,決定建立一套規則,統一這個龐大卻混亂的罪犯資料庫,讓它可以真正地發揮追蹤並認出再犯的功能。貝帝雍擁有醫學背景,父親是人類學家,他從當時統計學家戈德列(Adolphe Quetelet, 1796-1874)平均人(homme moyen)的概念出發,在1882年建立他的人體測量法(l’anthropométrie),重新記錄罪犯的各項身體特徵,包含身高、身寬、頭圍、耳長、腿長、指長、肘長等項目【圖3-4】,以確保每個罪犯的身體都能夠被精準地比較和核對。最重要的是,這些數據配合當時成熟的照相技術,可以就罪犯所拍攝的正面及側面相片進行比對。貝帝雍精心打造他的相機,就像統一規格的量尺一樣,能夠使用同樣的焦距、角度來拍攝每張罪犯的照片【圖5-6】。往後,隨著指紋科技的進步與應用,貝帝雍這套辨識人身的測量系統才被淘汰。而遲至1943年身份證才開始應用在法國全國民眾身上,慢慢被普及。不過貝帝雍標準化照片的作法,達到辨識身份的用途,至今仍沿用在我們的各式證件中。

【圖 3】貝帝雍人體測量系統圖示,收錄於貝帝雍於1893年出版手冊《人體測量辨識法:體貌標示指導》(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 Instructions signalétiques, Melun, 1893)。

【圖 4】1912年貝帝雍示範人體測量系統歸檔犯罪者的身份資料卡,圖片來源:Martine Kaluszynski, “Alphonse Bertillon et l’anthropométrie judiciaire. L’identification au cœur de l’ordre républicain”, Criminocorpus [En ligne], Identification, contrôle et surveillance des personnes.
網址見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criminocorpus/2716
[2021年三月25日瀏覽]。

【圖 5】貝帝雍人體測量系統拍攝場景模擬,巴黎警察博物館藏品,作者攝。

【圖 6】貝帝雍人體測量系統專用相機,巴黎警察博物館藏品,作者攝。

實際上,貝帝雍的人體測量法,除了反映了十九世紀末國家治理需要為罪犯建立身份識別系統的野心,也突顯出警方利用科學方法標準化個人身份的企圖,而這個企圖一直在今日應用各種高超科技追捕罪犯的偵探影集中,仍不斷地被誇大與神化。例如,觀念藝術家休柏勒(Douglas Huebler, 1924-1997)在1975年所作的變奏系列第70號(Variable Piece #70),創作構想是根據一位在1967年逃獄的殺人犯萊斯里亞諾(William Leslie Arnold)在多年後可能變成的樣貌。因為當時逃獄的新聞相當轟動,許多地方可見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張貼的追捕令,但是上面的照片卻是殺人犯在1958年約16歲時被逮補的樣貌【圖7】。藝術家為了想像逃犯在17年後三十幾歲的樣貌,將公佈的照片進行加工,模擬他有鬍子、禿頭、發胖等等的外貌重新拍攝,並混入總共90張陌生人的肖像照中【圖8-11】,告訴觀眾既然逃犯還逍遙法外,那麼他可能就藏身在你我身邊,邀請觀眾進入尋找逃犯的遊戲。1同時,這件作品也讓我們思考相片中的自己,是否能夠忠實反映我們自己?

【圖 7】萊斯里亞諾(William Leslie Arnold)被捕時拍攝的照片。
圖片來源 : https://omaha.com/news/crime/coming-sunday-the-mystery-of-leslie-arnold/article_521d70fc-8e5b-11e7-8554-0bfa13d557b5.html [2021年3月25日瀏覽]。

【圖 8】休伯勒 (Douglas Huebler), 《變奏系列第70號》,1975年。94 x 188 公分,明膠銀鹽相紙、打字文件。圖片來源: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線上藏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99399
[2021年三月2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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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局部

【圖 11】局部

回過頭來想,今天的身份證是否已經取代了我們的名字,甚至我們本人,而更具識別的意義?當那些敢開自己玩笑的鮭魚們,在促銷活動結束後趕快「改諧鮭正」更改回原本的名字,是否也害怕自己被視作那些貪吃鮭魚的「身份」被揭露呢?


1. Douglas Huebler et Frédéric Paul, “Interview : Truro, Massachusetts, 11-14 octobre 1992”, Douglas Huebler « Variable », etc., trad. By Giovanna Minelli, Limoges : F.R.A.C. Limousin, 1993, p. 120.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漫遊藝術史 以鮭魚之名:身份識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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