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百年前的此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1918年初，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所提出的「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充滿雄心壯志，希望戰後所有國家能夠在「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上，決定自己往後命運。幾個月前，美國學者馬內拉（Erez Manela）的著作中譯本《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The Wilsonian Moment），指出了當年諸多救國救民的有志之士其實都碰了釘子，因為威爾遜根本沒有能力實現各地的民族自決。馬內拉與許多主流研究的論點相斥，正好是我們重新再去認識這段戰後歷史的契機。
美國學者馬內拉的著作中譯本《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圖：金石堂）
其實，在1914年大戰爆發之際，俄國外交部長薩左諾夫（Sergey Sazonov）已提出了「十三點原則」（Thirteen Points），其重點在於戰爭結束後，必須以民族個體為原則來調整歐洲各國的領土。而1917年11月蘇維埃（Soviet）革命後，列寧（Vladimir Lenin）所頒佈的「和平法令」（Peace Decree），表示願意立即與交戰國締結不侵佔土地的和平條約、不違反各民族願望、沒有祕密外交。
儘管蘇維埃俄國與薩左諾夫時的沙皇俄國屬於不同立場的政體，但看來對「民族」權益之注重是沒有差異的。無論薩左諾夫或列寧，其實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和平主義，只是，蘇維埃政府要退出戰場，形同協約國（Entente Powers，由英法俄三國組成）的叛徒，再加上這個社會主義政府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不正確」，「和平法令」等同被宣判死刑。戰後的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當然就沒有蘇俄的份，結果戰爭功勞全讓英法美收割、整碗捧去。
在1914年大戰爆發之際，俄國外交部長薩左諾夫已提出「十三點原則」，重點在於戰爭結束後，必須以民族個體為原則來調整歐洲各國的領土。（維基共享）
若細看威爾遜在1918年所提出來的「十四點原則」，就會發現和薩左諾夫與列寧的原則沒有兩樣，根本就是抄襲！
只是因為推出時間較晚，所以威爾遜的原則裡多了處理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部分。反觀最早提出和平原則的薩左諾夫，僅侷現在歐洲的分配。但威爾遜為什麼沒辦法達成「民族自決」的理想？因為美國從來沒有處理過美洲與東亞之外的利益問題，以鄂圖曼的情況來說，19世紀英法俄德的勢力爭奪之中，沒有美國的角色。而且鄂圖曼戰敗時，英法要如何瓜分這個龐大的疆域，美國不可能做任何仲裁，畢竟1916年英法的《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已經大致決定了阿拉伯地區的未來。1917年，還有英國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建立家園。這些事情的時間點都比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來得早，在西亞議題上，本來就不可能有威爾遜的戲份。
於是，我們看到「民族自決」掀起的浪潮只是曇花一現，接下來的只剩利益分配而已。例如今日土耳其東部的庫德人（Kurdish），本有機會在戰後藉由戰勝國對鄂圖曼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erves）成為獨立族群，但沒想到戰勝國面對凱末爾（Mustafa Kemal）完全沒輒，繼1916年在加里波底（Gallipoli）海戰敗於凱末爾之手後再次失利，只好承認他在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安卡拉（Ankara）政府，除了阿拉伯地區依然由英法控制外，庫德人或者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就沒有機會自治或獨立了。轉眼已經一百年過去了，庫德人還在與土耳其政府爭執著要如何取得共識。對庫德人來說，當然要獨立，但對土耳其政府而言，又怎麼能容忍國內一票人脫離出去！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接受，而世界各國境內都有類似庫德人追求獨立的問題，土耳其的情況也並非獨特。
威爾遜之所以無法達成「民族自決」的理想，是因為美國從來沒有處理過美洲與東亞之外的利益問題。（hti.osu.edu/）
接下來1948年以色列（Israel）建國，也是造成阿拉伯世界動盪的因素之一。若沒有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的出現以及1918年鄂圖曼戰敗，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絕對是不可能在戰後有建國機會。今年是以色列建國70週年，巴勒斯坦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方案，一次大戰後所種下的禍根，看來拔除機會渺茫。2018年美國川普（Donald Trump）宣布耶路撒冷（Jerusalem）為以色列首都，不過是在一片驚濤駭浪中丟入一顆小石頭，解決不了問題，但情況也不會更糟。而2014年的伊斯蘭國（ISIS），橫跨在今日伊拉克（Iraq）與敘利亞（Syria）的國界上，疑似透過今日的科技在歐洲掀起零星的爆炸事件，就是回應著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議》，抵抗當年英法不顧當地人意願而劃出來的版圖。儘管如今伊斯蘭國看似已不具影響力，但對於西亞與西方而言，仍如芒刺在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一如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頭路。無論是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或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都沒有任何方案能夠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當然，我們並不能事後諸葛說，列寧的社會主義若成為主流，這世界上許多國家就真能「民族自決」。因為即使大家玩了蘇維埃的遊戲規則，也必然會有某些國家遭到蘇維埃排擠，一樣會有國際社會的邊緣人出現。只能說，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只能解決他想解決、或說是戰勝國想解決的問題，一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或一解決之後這些強權就會失去優勢，那當然是「不能解決」，就算西方強權百年來給自己惹了一身腥，但死都不願放手。
一百年過去了，西亞問題看來看去，好像就這樣僵滯著。一戰結束之後，在西亞的強權逐漸從英國換成了美國、由蘇俄換成了俄羅斯，進入了21世紀似乎也還是兩極強權箝制的狀態。就像翻拍電影一樣，或許某些部分加入了新的意涵，但本質卻相去不遠。下個世代的我們如果還活著，一切肯定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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