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衡／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你聽過「聯合國世界遺產」這種說法嗎？這些「世界遺產」在你出國旅遊時，是否也常成為觀光行程安排上的首選景點呢？
最近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才剛結束他們在巴林的首都麥納瑪所舉行的會議。在會中，日本的「長崎與天草地區的地下天主教相關遺產」又獲選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對台灣民眾來說，似乎每隔幾年就會聽到東亞的幾個鄰國在世界遺產的登錄上有所建樹，讓因無法進入聯合國而難以提出申請的我們充滿了複雜的情緒。不過，是否只要台灣能夠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從此這些文化遺產的認定就能完全「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了呢？如果從日本的一些申請經驗看來，其實世界遺產不僅涉及文資保存的專業，也是一門高度政治化的事業（business）。
其實若要精確一點來說，所謂的「世界遺產」的認定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簡稱UNESCO）在1972年所建制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所支持。而相對於具有物質實體的「世界遺產」，UNESCO在2003年又通過了「護衛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來定義以社群的文化實作為存在基礎的「無形文化遺產」。
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巴林所舉行的會議中，日本的「長崎與天草地區的地下天主教相關遺產」獲選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圖為位於長崎市，日本國內現存最古老教堂「大浦天主堂」。（取自官網）
曾任日本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權特命大使的木曾功，在他於2015年所出版的一本「世界遺產ビジネス（世界遺產事業）」中，就以他於2010-2013擔任大使期間的種種交涉經驗與回憶為基礎，為一般讀者詳細說明了世界遺產的國際政治場域及其權力邏輯。
在木曾功駐UNESCO的最後一年，日本政府將日本料理文化以「和食」的名義提出申請，希望能被列入UNESCO的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清單。日本政府在2012年的春天提出申請，而在次年年底順利通過，這也讓木曾功在卸任大使之前留下了一筆漂亮的成績單。
不過，「和食」登錄成功的消息一出，也引發了許多研究日本飲食文化的歐美學者的側目與批判。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無形文化遺產操作不僅強化了主張日本文化自古一脈相傳的文化民族主義論述，而且有悖於日本實際的飲食文化發展的歷史實況。在此姑且先不論「和食」的遺產論述究竟蘊含什麼意識型態，我想問的是：為什麼「和食」可以通過UNESCO委員會的重重審查而成功獲得登錄呢？
當然，這個問題的官方答案並不難尋找，在UNESCO無形文化遺產的官網上就清楚寫明了「和食」獲得登錄的原因與專業考量。但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究竟日本政府的文化官員是怎麼樣發展出對於和食遺產的論述方向，在申請的過程中又如何設計出相關的策略與手法呢？在木曾功的新書裡所提的一些故事，倒是一定程度地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曾任日本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權特命大使的木曾功。（共同社）
在日本提出「和食」遺產登錄的申請之前，已經有另外三件以「飲食」遺產為主題的文化獲得登錄，而其中與日本的案例最接近的就是「法國美食學（French gastronomy）的項目。根據木曾功的說法，先前「法國美食學」之所以能過關，與當時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所強力運用的許多政治遊說手段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當時日本政府的團隊其實對「和食」的申請案抱持著高度戒慎恐懼的態度，因為在法國美食獲得遺產登錄之後，據說其實有很多專家都認為：「其實這原本不該被通過的」。
法國料理和日本料理在競逐UNESCO遺產登錄時共通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這兩種飲食文化都已經高度商業化，在發展上具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因而在短期之內沒有斷絕或衰微的跡象。以無形文化遺產護衛公約的精神來說，要優先登錄的項目應該是那些遭遇到傳承上的困難、需要特別的協助或鼓勵才能流傳下去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忙著給這些已經在餐飲界具有主導地位的優勢文化錦上添花。
為了擬定策略，木曾功針對UNESCO的遺產體制進行了分析。他提到：相較於「世界遺產」所強調的「卓越而普遍的價值（outstanding and universal values）」，「無形文化遺產」的審查經常面對的卻是不同文化之間「無從比較起的價值」。另外，「無形文化遺產」的審查過程中，書面審查所佔的比重是比「世界遺產」更高的。最後，「無形文化遺產」申請案的評價主要來自於由六國代表組成的專家會議（panel），因此是否具有能了解日本文化特性的友善專家在會議成員中，就會高度地影響了審查的結果。
「和食」登錄成功的消息一出，引發了許多研究日本飲食文化的歐美學者的側目與批判。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無形文化遺產操作不僅強化了主張日本文化自古一脈相傳的文化民族主義論述，而且有悖於日本實際的飲食文化發展的歷史實況。（Pogogi）
後來，木曾成功地讓一位任職於UNESCO多年的日本遺產專家愛川紀子進入了當年的專家會議中，填補了亞洲代表的空缺。雖然在審查自己國家所提出的項目時愛川必須要迴避退席，但她仍可以藉由參與其他項目的審查過程，掌握其他專家成員進行評價的標準與整體討論的風向。最後，愛川對「和食」的申請團隊提出了具體建議：必須要避免這個遺產申請被連結到日本料理產業的商業利益，並且進一步補足其社會意義與故事性。
若以木曾功的話來說，遺產審查過程就是場「情報戰」。在愛川所提供的資訊基礎上，日本團隊最後決定以家庭料理為申請書的寫作主軸。當中說明傳統日本料理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逐漸退位與伴隨的文化危機；並且引入新年料理的因素，使得日本飲食生活的社會性與社群活動（例如新年的鄰里搗年糕活動）性質得以彰顯。最後，日本團隊送出的計劃書有了一個略顯冗長卻精心設計的標題，「和食：日本的傳統飲食文化，以正月為例」。就在這種拐彎抹角的風格中，「和食」遺產通過了專家們的書面審查，最後也成功地獲得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的登錄。
做為一個大國的政府代表，木曾功的主要任務固然是盡可能為日本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但他在UNESCO所要面對的，卻並非一個讓日本人可以輕鬆予取予求的環境。就木曾的立場來說，如果不能扭轉UNESCO中瀰漫的歐洲中心主義或對日本文化的不熟悉所造成的劣勢，就很容易只能在歐美大國的權力鬥爭中隨波逐流。
日本團隊送出的計劃書有了一個略顯冗長卻精心設計的標題，「和食：日本的傳統飲食文化，以正月為例」。就在這種拐彎抹角的風格中，「和食」遺產通過了專家們的書面審查，最後也成功地獲得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的登錄。（Eturaku）
在澳洲任教的遺產研究學者赤川夏子卻不這麼看。他認為日本過往在世界遺產事業的操作上具有一貫的國際政治邏輯，也就是：把世界遺產的事業視為一種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手段，為的是藉由這種柔性的手段追逐國家利益與國族認同。日本不僅積極參與UNESCO的遺產事務，把國內「無形文化財」保護的經驗推廣到「無形文化遺產」的建制過程中，也對其他發展文化遺產事業的國家（如越南）輸出許多的專家、技術與資金，藉此爭取其他國家在審查投票時的支持。這些作為都讓日本在UNESCO遺產體制之中的地位越來越鞏固。
赤川夏子所提出的國際遺產政治脈絡提醒了我們，日本的處境或許並不像木曾功所呈現的那麼地弱勢。但我們也必須留意到，UNESCO所創立的遺產體制是聯合國體制的一環，因此原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下進行，而遺產的認定也是由許多國際政治折衝過程所構成的。木曾的故事，反應了日本代表如何利用既定的遺產政治規則來取得國家利益，而非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因此，對於日本文化遺產政治的批判，最終還是必須連結到對於全球遺產體制的反省與改革，才能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可能性提出實質的建議。
參考書目：
Akagawa, Natsuko, 2015,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Heritage,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Routledge. 木曽功，2015，《世界遺產ビジネス》東京：小学舘。
黃貞燕，2014，〈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成立與其護衛方法論〉，《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25期，頁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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