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75年初，距離終戰將近卅年之後，臺籍日本兵及其眷屬，開始追討戰爭時期繳納的儲金，類似的儲金是由從軍者薪餉中扣繳一定比例，因此凡是從軍者理應有一定額度的儲金。此項追討行動於當年三月開始在全臺各地辦理債權登記，臺灣各地皆有許多人迴響。但此事後來延宕廿年，直到1995年日本才決定以儲金金額的120倍做為償還的計算基準。
署名柯太郎
這場「戰爭儲金追討運動」的發生背景，可以從一張明信片說起。
1942年起，太平洋戰爭局勢緊張，以志願兵、軍屬為名，陸續前往南中國與南洋支援戰爭的臺灣人，約有廿餘萬人左右，其中，不幸於戰場上犧牲者，估計有三萬餘人。這些與臺灣遠隔重洋的臺籍日本兵，隨著戰局日漸緊張，與家人聯繫相對困難。
於是，一張久違的家書，往往會被當成尚存人間的證明，如果不幸殞命，這封家書則成為家人回憶的最後憑藉。
柯太郎從戰場寄回的明信片，正面印著一幅菲律賓傳統建築的圖像，是由1937年起，以陸軍報導班員身分從軍的隨軍畫家向井潤吉所繪。（館藏號2013.013.0002）
如同這張由柯太郎所寫，從馬尼拉寄回臺灣的明信片，它之所以被留存與日後作為追討儲金之證據，就源自於其弟柯英傑對柯太郎的懷念。
柯太郎的明信片，是臺史博蒐藏品之一，當初博物館館員檢視由柯英傑後人所捐出的日記本時，無意中發現太郎的明信片一直被柯英傑夾在日記本中收藏著。相信曾有一段時間，柯英傑時而書寫日記時，都能看到明信片，回憶太郎的幾句問候。
奉公的覺悟
這張明信片的署名者柯太郎，出生於1925年，1931年入學臺南太平境長老教托兒所，1932年就學於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1944年2月21日，以志願兵身分，出征到菲律賓馬尼拉。
太郎的明信片，在1944年10月11日寄回臺灣，收件人是小他四歲的弟弟——柯英傑。當時柯太郎在日軍比島派遣威2944部隊，守下部隊榎田隊服役，一個月後改隸柴崎隊，軍中名為濟陽哲雄。
在這張給家裡的明信片中，首段柯太郎先向父母請安，並表示對此非常局勢已有了為國奉獻的覺悟。第二段提及英傑的回信似乎未寄到，請英傑再回信。第三段則提及津貼事宜，並告知存款帳號及現存金額尚有180圓。
明信片背面除了信件內容，也清楚看見軍事郵件，必須經過檢視的檢查章。首段柯太郎先向父母請安，並表示對此非常局勢已有了為國奉獻的覺悟。第二段提及英傑的回信似乎未寄到。第三段則提及津貼及存款事宜。（館藏號2013.013.0002）
由於在戰地寄出，因此屬於軍事郵便，特別者是無論寄出或者收入都必須接受檢查，通過者並以蓋章為證。此舉是防止軍事機密外洩，同時從戰地寄出信件，也不需要郵資。
我們並不清楚，這是否為柯太郎寄回家的最後一封信，只知柯太郎最後並未能回歸故里。家人1946年時，從其他返臺者口中得知柯太郎已死的訊息。因此柯英傑據此在日記中寫下：
「1945年敗退入山後，他染病而亡在戰場」
家族相簿第一頁
根據柯英傑日記的記載，戰爭末期，柯家疏開到臺南市郊的西港一帶，日子想必也不輕鬆。戰後，柯英傑先後從事刻印業、租書業等行業，喜好攝影與藏書。柯英傑在戰後透過相簿整理了家族與親友的相片，記錄自己成家立業的過程，包括結婚、兒女出生、親友往來等照片。
但值得注意的是，翻開這本相簿的第一頁，一共4張照片，全部都是柯太郎拍攝於1943年左右的照片，之後才是兄弟倆的父親柯子忠、以及柯英傑的姊弟的照片。
相簿第一張照片（左上角）是柯太郎在1943年7月7日的留影，柯英傑在照片中寫著「my elder brother」。
在這本經由相簿重新整理的家族史中，一個已經永遠無法再見面的親哥哥的照片，成為相簿中第一個出現的面孔，此舉應該是表現了對於這位從小一起長大、但卻在廿歲就命喪異域的兄長的無限追思。
柯英傑是否討回太郎的儲金雖然沒有足夠的訊息確認，但顯然的，太郎由馬尼拉寄回的明信片，提供了隸屬部隊、儲金帳號等資訊，於是柯英傑在1975年3月寫信給日本國厚生省詢問柯太郎儲金。這張被保留幾十年的明信片，竟成為太郎為自己要回最後公道的物件。
柯英傑記載從其父柯子忠之後的族譜中，寫著出生時為柯宣州，後改名柯太郎的兄長的人生履歷。
1945年，戰爭結束後，許多從軍的臺灣人葬身異域未能返鄉，一無所剩，他們的家人或許就如同柯英傑一樣，僅能睹物思人。一張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成為懷念柯太郎，追憶在亂世中失去生命至親的最後信物了！
※ 本文原載於《Watch Taiwan觀‧臺灣》第26期，頁51-53。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魂斷南洋：一張臺籍日本兵從馬尼拉寄回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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