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一／駐荷蘭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我出生於台灣鄉下的土台客家庭，從小家裡或鄰里間碰到的人都是粗聲粗氣地有話直說，因此對話中經常會無意間和別人駁火，然因往來無心機誤會很容易化解。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幸運地考進經濟部服務，1983年被派往美國華府工作，一住就是8年。
我在華府的生活充實暢快，白天認真追夢夜裡沒啥可夢。美國人待人處事比較客套有禮，說話邏輯清楚不太拐彎抹角；他們的文化讓你覺得如果你是對的話，就該堅持不必太在意旁人的感覺，頂多就是設法多加解釋；但事情若弄錯了或者搞砸了，你只要坦然認錯，多數人都會以同理心給你改過的空間，因此生活上不必牽腸掛肚地顧忌這顧忌那。同時美式生活中人與人間的互信度極高，縱使不認識或沒有交情也沒關係，只要你把規定和制度弄清楚，然後照章行事生活就如魚得水，一天可以當好幾天用，這期間我彷彿回到兒時心無罣礙的日子。
華府因是全球政治中心，國內外的政客、術士、說客如過江之鯽，大家匯集在此灑大錢買影響力各顯神通；但所花的並不是塞進私人口袋的那種骯髒錢，而是用來買別人腦袋裡的智慧或套交情去買幫你拉進權貴之門的關係。世界各地菁英來此想玩的，不外乎是如何在各種法條裡埋進你要的巧門，這是場深奧又文明的鬥智遊戲，我雖不是主角卻著迷其間，我的人生第一次真正感覺到：知識就是力量，於是我每天都閱讀大量的資料或找相關的書籍來有系統地了解事件。
其後來來去去地內外互調，先後派駐過巴西、土耳其、亞特蘭大、再回華府、如今身處荷蘭。經過這麼多寶貴的人生閱歷和領悟後，我逐漸地體認到「實話實說，有錯就改」是做人最基本的美德，也是社會能否進化至更高文明階段最關鍵的因素。世界上許多自以為是的文明古國，迄今仍未能脫離人治社會的階段，就是由於該國人民在耳濡目染的成長過程中，學會講有權勢人愛聽的話，而不願講自己心裡的真話，結果社會進步的力量就在一片虛假中被消耗掉了。各位可以設想一下，若網路世界到處充滿著假新聞、假知識和屁話的狀態下，你時時刻刻都得確認所看到的資料是否真實時，那得花多少力氣？西方學術殿堂將論文抄襲當成一槍斃命的罪行，道理在此。
但什麼是實話？
答案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不簡單。因為質樸簡單的人說的話，你很快就可以判斷是真是假；但要是出自鬼計多端政客的放話，或律師在法庭辯論中說的話，就需要訓練有素的耳朵來聽，還得細心比對客觀事實和證據，才能獲得比較貼近事實的心證。這也說明若每個人都說實話，事情就可以很簡單地處理；然若事事都得先求證對方說的話是不是可靠時，則往往寸步難行，一件很單純的事都可以變成很複雜。故社會裡說真話做實事的人多，運作的效率就高；若人人鬼話連篇連枕邊人的話都得尋思再三時，那社會不免陷入一片混亂。
正常的人出於善念的話語，應是綜合他腦袋裡理性和感性認知後的表徵，因為話裡滲有理性的認知在內，就表示話裡滲有說話人對客觀事實的綜合認知，至於他個人的認知是否和聽話人的認知相同，理論上得另外分開處理。一般而言，話語要是出自善念忠實地表達出說話人自己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就是實話，否則就是睜眼說瞎話。因為我們無法躲在別人心裡窺視，無從得知他講的話是否出自真心善念，或縱使是出自真心也不知他講的究竟是事實的全部，或只是切割其中的一部份，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他說話前先發誓；否則只能用一般通念的客觀事實去做比對，來探究話的真假、揣測他的真意，然而這不是件簡單的事。
文明社會裡書唸得多、情感細膩、表達能力強的人所說的話，往往層次多、差別很是細微。例如高明的政客或律師講的話，聽起來經常是八面玲瓏真假難辨，因為他們的話往往僅切割對他有利的部份事實；不懷善念者還會故意說聽者可能認知的客觀事實，而不是他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實。例如執政者明知弱勢心理普遍希望能有錢或有地位，他的話就常會強調「國家」應該要富強才不會被欺侮，因為他知道這樣說可以引起共鳴；然而他平日可能專做欺負弱小的事，私生活也可能不堪聞問。這些冠冕堂皇、義憤填膺的說辭因言不由衷，所以是聽起來像真的「假」話，也是老子說：「知人者，智」中的聰明騙術，是統治者愚民的一部份。
網路世界到處充滿著假新聞、假知識和屁話的狀態下，你時時刻刻都得確認所看到的資料是否真實時，那得花多少力氣？西方學術殿堂將論文抄襲當成一槍斃命的罪行，道理在此。（圖：網路）
此外，無論是理性或感性的認知，往往會隨著時間經過或個人閱歷而改變，實話實說是基於你自己認知而說的話，故當你的認知改變時，自然會說出和以往相互矛盾的話，對你而言其實都在說真話；所以真實的人生常常會有今是昨非之感，常常會發生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情況，這是人生自然成長的一部份。以個人的角度來看，有錯就大方地認錯、改過自新；而社會也該有足夠的包容力，讓做錯事的人有改過的機會。所以我覺得實話實說、有錯就改是雙胞胎，兩者都是追求真實人生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以往台灣的社會大家的價值觀過於集中，再加上地狹人稠，生活的競爭非常激烈，因而養成大家都害怕犯錯後，被環境淘汰掉走上魯蛇人生。例如高中或大學的學測分數，若相差個5-10分就換了一間學校，在這麼競爭的環境下，學生只好依著教科書填答試卷，誰敢或誰有時間去質疑教科書的內容？甚至去批評考試方式或試卷內容？然缺了思辨能力訓練的教育，在如今一切都可Google的時代，鴨子學生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實在是件令人堪憂的事。公務體系也是這樣，比較會說長官愛聽的話、交辦事項一五一十照辦、凡事蕭規曹隨的乖寶寶，既不會忤逆長官意旨、做事不必傷腦筋更不會犯錯，因而升遷特別快；當他自己變成長官時，又往往會用同一標準要求下屬，如此一再循環。
其實政黨的廝殺也不遑多讓，在如今這種影音得以保存很久的數位時代，「髮夾彎」是最普通的指控，好像在位的人說的話、做的事若和以往的主張不同時，這人的誠信就有污點應拉下淘汰，全不管政府管理公共事務應以追求人民最高福址為目的。若政策理念或客觀環境改變，致損傷到此一最高原則時，朝令夕改有何不可？況且政府施政到底是個人誠信重要？還是公共利益重要？而且個人的成長過程若會犯錯，難道政府就可避免？若執政者刻意地遮掩犯錯行為的話，請問損傷的難道不是公共利益？我認為反對黨如獲至寶地指控執政黨髮夾彎前，難道不能基於理性和善念先要求來場政策辯論？
我覺得台灣人應多用理性和善念說話，並體認犯錯是真實人生的一部份，是成長必然會有的現象；故應以同理心看待別人的錯，鼓勵做錯的人儘快改過向善。若我們能建構出一個以理性和善念為核心價值的新文化，讓大家都能輕鬆地說實話。做實事、有錯就改的話，未來的台灣將是創意無限、充滿自信和活力的文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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