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操司想傳媒
刑事處罰剝奪的是會大眾可能因自由權甚至生命權，影響甚鉅，因此涉及刑法的案件，更是需要經過縝密的調查，釐清事情的真相。一般社為不完整的資訊或新聞媒體報導的內容，而對事件有偏頗的判斷，所以司法單位的公正性更顯重要。
《七號房的禮物》講述的是一個智力障礙者被羅織罪名，最後遭死刑處決的故事。患有智力障礙的父親龍九與女兒相依為命，拿著剛領到的薪水，幫女兒買期望已久的卡通書包，卻在途中被捲入一起意外事件。為了幫因為路面濕滑摔倒而失去意識的孩子進行急救措施，反而被目擊者誤認為姦殺孩童。在獄中，龍九善良的個性，讓獄友和保安科長開始協助調查事情的真相，希望還給他清白，保安科長與妻子還擔下照顧女兒的責任。但是最終仍然被判處死刑，並在短時間內列入名單被處決。
嚴刑逼供逼不出真相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4條，犯罪嫌疑人因為案件遭到訊問時，警方應該先透過人別訊問確認身分。並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犯嫌疑人具有的義務。包括：「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讓被告知道嫌疑事由以及可能觸犯的罪名，使被告能夠充分行使防禦權。告知被告可以保持緘默，不需要違背自己的意思作陳述，是「不自証己罪」的概念。
「證據」在刑事案件中是認定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犯罪最重要的依據。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下，被告在還沒經過審判程序證明有罪以前，應該推定被告是無罪的。犯罪事實應該依證據認定，沒有證據不可以認定有犯罪。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未經合法調查的證據，不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 被告的自白，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當的方法，而且和事實不相符合，不可以當作證據。被告沒有經過自白，又沒有證據，不可以只因為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
電影中，因為死者是警察廳長的女兒，在上頭施加壓力的情況之下，警方為了快點結案，誘導龍九認罪。利用龍九智力障礙的弱勢，不但沒有告知龍九具有的義務，還對他拳打腳踢，偽造自白書，欺騙龍九簽名畫押就可以回家見女兒。完全沒有對釐清事實真相做出任何的努力，只是拚命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將龍九入罪，無視讓真相浮現輪廓的鑑識報告。到現場模擬時，還誘導龍九脫下褲子，做出龍九承認自己將女孩姦殺的表象。透過媒體的大幅報導，更是輿論沸騰，群情激憤。
為什麼律師要幫壞人辯護？
更讓人無語的莫過於毫無作為的公設辯護律師，不但沒有為了當事人調查證據查明真相，甚至到獄中威脅龍九，要龍九認罪。應付交差了事的作為，完全沒有盡到身為律師應盡的責任。
公設辯護律師的設置是為了維護國民的基本人權，不論貧富貴賤都能接受公平審判。刑事被告如果因為經濟能力不足或其他原因，沒有選聘律師作為辯護人時，國家必須為他提供辯護服務。
所謂的辯護，並不是指一昧地相信當事人，而是透過調查證據、交互詰問，確定事情的真相，找到真正的犯罪者，並給予適當的量刑。
律師的工作，就是在維護被告的人權，也就是訴訟上武器對等的權利，尤其在刑事訴訟上，律師應補足被告相對於檢察官不足的法律知識，使被告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是公平審判制度的核心之一。
律師對於無罪的當事人，應盡力使其免除刑罰，而對於有罪的當事人，應盡力使其不受過度的懲罰，確保不受法律過分的制裁。
冤錯假案造成的悲傷
電影中的龍九，沒有心機、不會做人處事、沒有身家背景，是社會中最低層、最容易被忽視的弱勢族群。社會用階級區分遺棄他，最後被代表「正義」的政府殺害。在官僚之間互相袒護的文化下，成了警察局長弔念女兒死亡的祭品。
我們總是希望政府可以擔任一個超然的正義角色，但是政府、司法單位所持有的公權力，事實上也是民眾賦予的，也是由人組成的。只要是人，就有可能被情感影響，被情勢所逼，而犯下錯誤。冤案的存在似乎無可避免，能做的就是將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龍九的女兒長大後，在模擬法庭中為父親洗刷冤屈。然而，已經被處死的龍九，卻再也看不到女兒了。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江國慶冤案，被刑求逼供、判刑處死，15年後含冤得雪，卻已不在人世。
死刑是最重的刑罰，剝奪人民的生命權，也是被剝奪後無以回復的權利。死刑的存廢一直是熱烈討論的議題，正反兩方的論點也各有道理。正反兩方長期的辯論下，似乎也很難有一個定論。死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操：【過年看電影】—《七號房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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