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
在主角瓊（奧夫弗雷德，Offred）和其主人弗雷德（Fred）的一段對話中，當後者表示如今的基列國（Gilead）統治者所建構的國家現狀比之前的政權好出許多的時候，瓊顯露出明顯的質疑和反對。弗雷德緊接著反駁瓊的這一態度，指出：「更多」（better）從來不意味著對所有人都好，對一些人而言總是意味著「更糟」。
在這裡弗雷德所揭露的難道不正是基列國統治者所建構的意識形態本身的最大優點嗎？（當然，對普通人、使女Handmaid和瑪莎Martha階層而言，這就是最大的缺陷。）基列國統治者本身所推翻的就是美國之前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弗雷德曾在電影院中和妻子說，他們將有三次獨立的進攻，分別是國會、白宮和法院，所以他們主要摧毀的就是由美國國父所設計的這一套民主法治制度，建立起一個按照《聖經》（當然事實並非如此）中指示的原教旨主義政權。
基列國不僅僅只是宗教原教旨主義，而且它還是男權主義的，這二者的合流，才會創造出對瓊和其他非男性原教旨主義信仰者造成迫害的政權。或者，宗教原教旨主義本身是男權主義嗎？答案或許是的。所以基列國所建構的是一個已經死去但依舊未徹底消逝的古老的制度模式，一種現實與幻想的糅雜。因為即使在西方的歷史上，我們也未真正地見到如此直接的對於女性的利用。無論是在封建君主制還是中世紀的神權政體中，男權對於女性的規訓總是拐彎抹角和有所收斂的。他們或許也曾覺得女性是生殖機器，但卻從未像基列國這樣如此明目張膽地把這一烏托邦真實地構建出來（而在這裡，實則也就再次反應出基列國本身的一種精神症狀，即把幻想當做現實。而就如齊澤克所指出的，當幻想實現，也就是噩夢開啟的時刻。）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基列國同樣不容許有教堂以及神職人員的原因。
就如原著作者阿特伍德曾在接受採訪時，所指出的那樣，這個故事中的所有事情都在人類歷史中的諸多文明中層出不窮的出現過，或是那些可能直接導致這樣後果的種子也始終被播在土壤中，只要存在合適甚至是某個偶然就可能破土而出。阿特伍德在20世紀末期幻想著21世紀之後，隨著外部環境對於人類社會造成的壓力加大（造成這樣外部環境的罪魁禍首也必然是人類無疑，尤其當時世界還處於「冷戰」之中，核威脅所造成的恐懼和焦慮，不正造成了阿特伍德小說中最大的背景？即環境的徹底惡化，導致人類生育能力的喪失，進而威脅人類的延續），人類為了應付和保障群體的繁衍，而相應地創造出了一個——在那些大主教（The Commander）們看來十分適合的——國家體制。以他們原教旨主義的觀點來看，美國之前的民主已經徹底無法解決當前的問題，因而特殊時刻需要特殊手段……這一套邏輯並沒什麼新意，但它本身所蘊含的魅力卻歷久彌新，且往往爆發出出人意料的力量。
莉蒂亞嬤嬤（Aunt Lydia）曾對使女們反復強調，此刻的現狀將成為「新常態」，所以所有人在此時都應該徹底遺忘曾經的生活和所擁有的意識形態，尤其是使女們，她們成為生殖機器將成為新常態。這是每一個政權建立之後都必然經歷的一個過程，即抹出舊的意識形態，開始對人民進行新的意識形態的教育（這難道不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份子群體所遭遇的狀況嗎？楊絳先生所謂的「洗澡」，不就是洗掉舊的思想，才有空間接受新的）。對於這一點，其實我們本不應該覺得奇怪的，奇怪的始終是這一新的意識形態本身的怪異性。
有一個問題在此可以幫助我們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即在劇中，我們通過瓊的回憶而瞭解了她之前的生活和那個社會。由於編劇（阿特伍德也是其中之一）對原來故事作了一些改變，所以我們被時刻的提醒，瓊所生活的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當下所生活的（這一行為也就使得這部劇超出原本小說，而有著強烈的現實性，即在美國特朗普上臺，西方的種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開始再次興起之時，提醒著我們這些現狀所可能導致的一個未來；在劇中，主創們通過瓊之口，也不是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嗎？即當政府打著對抗恐怖主義而開始威脅人民權益，宗教原教旨主義開始四下活動時，他們都沒過多關注，沒有為自己的權益進行抗爭，直到一切都已經太晚。這不正是在警示當下的人們嗎？）編劇用一些細節（像Uber，像同性婚姻，像年輕人的生活等等）達到提醒的目的，所以存在於基列國和瓊原本所生活的世界之間的距離並不長，甚至半個世紀的時間都沒過去，所以基列國的一大部分人都曾真實地生活在瓊所生活的世界和社會之中。
因此，瓊這一代人其實是經歷了朝代變遷之人，並非當下西方政黨式的輪替，而是徹底的改天換地，像中國從兩宋進入元一般。可怕不就正在這裡嗎？每個人都需要「洗澡」，並且隨著你在新政權中被所分配到的不同等級而面臨著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洗澡」。像瓊這樣的使女階層，對她們的「洗澡」就是強制和暴力的。其實我們也可以說，除了統治階層，對於其他階層的「洗澡」常常都是暴力的，而在基列國更是如此，且這也就是莉蒂亞嬤嬤所謂的「新常態」。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所以我們在這裡遇見的其實是帶有「後現代」的某種建構論，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基列國統治階層對於被統治者所施加的意識形態上，即對於像瓊這樣還有生育能力女性的利用。其實並非從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開始，而是在這之前，對於「人」的論述中就已經強調對其的尊重和某種本質寶貴性。在基督教信仰中，因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模樣所創造的，所以他是尊貴的。這樣一條脈絡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被作為核心發揚與進一步建構，從而開啟了之後的「人的時代」。人為「萬物靈長」。啟蒙運動的大師們不僅從自然（一方面也對傳統宗教思想進行改造）中引申出自然法權的理論，而且也建構了「天賦人權」這一現代政治中的核心觀念。由此，我們如今都相信，「人」具有某種本質性，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用傑弗遜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所使用的詞語——不證自明的權利，正是這些fundamental的權利的存在，才有了之後圍繞其所建構起的民主法治國家。
康得對此的名言是：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但基列國的意識形態不是正好顛倒了這條律令嗎？至少在弗雷德這樣的統治階級看來，對於那些還能受孕的女性的工具性利用是正當的，即為了更好、更高尚的目的。使女們只會被分配給那些位高權重之人，這就再次拆穿了統治者意識形態本身的偽善，或也再次反映出他們對於自身身份某種「神選」高貴性的肯定。大主教們以最直接的性別、階級和信仰來劃定每個人所屬的位置。在男性群體內部，也是等級森嚴的，標準或許是對於信仰的堅定與否（但我們也幾次看到一些大主教本身並未能嚴格地遵守他們所宣揚的原教旨信仰），所以最終也還是權力的鬥爭。
回到康得的這條律令，我們發現它最終在基列國被推翻的原因或許還是能歸結到統治者們都是某種建構主義者，即使他們本身未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對於自身意識形態的維護手段和行為卻多次表現出了這樣的特徵，即特殊情況，特殊手段。只是對他們而言，特殊已經是「新常態」，結果就是「特殊」就是新的日常。對於「特殊」這一狀況的無限延長本身就意味著原本平常的律令和意識形態不再適用，新的法律、體制、等級和倫理觀就需要重新建構，以大主教們所尊崇的原教旨主義為核心和基礎。我們再回到文章一開始弗雷德對瓊說的那句話，即對於一些人而言是好的東西，對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是災難。所以這裡就存在選擇的問題——這難道不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即為了「大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對基列國的那些統治者而言，這個問題其實也幾乎並不存在，因為一切翻新，統治者的意志就是最大的善（這裡顯露出德國從浪漫主義思想中產生的國家主義思想，即國家有著自身的意志。）我們這裡討論的其實還是在從美國到基列國地轉變中，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所顯露出的問題。
在弗雷德看來，為了防止人類的滅絕，徹底剝奪那些還能生育的女性的基本權利是合法的。這一合法性即來源於他們從《聖經》中找到的經文，也來自于未來所給予他的保障。問題是，經歷了啟蒙運動以及之後漫長民主法治薰陶後的人們，不會再像千百年前的奴隸一樣，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所欺騙，相信人天生如此，因而繼續忍受。這兩者是存在本質區別的。當墨西哥那位外交官女士詢問瓊是否自願成為使女的時候，她的邏輯不依舊還處在傳統的民主思想之中嗎？而同樣經歷過這些傳統的女性（所有在基列國被壓迫的群體和個人）因為沒有大主教們那樣癡迷的原教旨主義信仰，而不可能真的拋棄她們從小就被教育的民主和對於人尊嚴的理解，因此反抗自始至終都會存在，只是被暴力壓制而已。
《使女的故事》海報，圖片來源網路
所以這也就是基列國主流（大主教們的男權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所必然遭遇的問題，它是以暴力來強迫他人歸順的，因此它是有問題的。而這個問題，我們是根據自啟蒙以來所建構的民主和基本人權這一立場所得出的，而非站在大主教們的原教旨主義立場。這是否合理呢？我覺得是合理的，因為這個世界始終並非某一個群體或某一個階層的，「他者」的始終存在讓我們必須去正面他們的面孔（列維納斯）和他們的訴求（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中所誕生的「我」與「他者」的對抗性，永遠難以成為一個建立共同體的基礎；因為就如黑格爾哲學所暗示——巴特勒對其進一步發揚——「他者」和「我」之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是在「他者」的幫助下建構而成的……）
所以基列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問題就在於它的獨裁性，它只有通過極權和暴力才能讓「他者」安分守己，這樣的狀況始終是不穩定的。人類的許多文明和由此產生的政治體制不都在摸索一條最終能使得生活在這一共同體之內的所有人都擁有自己生活的空間嗎？至少這是人類一直以來所努力的目標。功利主義者對於最大幸福的提倡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即總有一部分人或群體被排除在這「最大幸福」之外，所以他們的權利和利益呢？以基列國的大主教們看來，這些人都是異端，是魔鬼，應該清除。他們對於「最大幸福」的界定範圍其實只是他們自身群體，而由此理所當然地消耗和奴役其他群體。
我想，你如果不是那些大主教們，你應該不會願意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劇中有一個情節，瓊和新來的使女之間曾發生過一次爭執，即在那個對當下狀況還算滿意的使女看來，瓊之前的生活安逸，根本不會懂她當時流落街頭、慘遭暴力的不幸。相比於之前的不幸，如今的生活狀況好了些，是否就可以證明此時的政權的行為是合法的？我想這之間還是存在差異的，因為即使是希特勒或是史達林統治下的他們本國，一部分人民的生活水準相比之前也是有所提高的，但這並不能就此證明希特勒和史達林對於其他異己者屠殺的正當性。
基列國本質上是某種「回歸」，而這往往和極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回歸，意味著當下現狀的不堪忍受，於是他們按照《聖經》回歸那最純真的開始，雖然我們並不知道《聖經》中所言的事情是否真的存在過，或被嚴格的實施過；希特勒提倡對於傳統德意志精神和鄉土家園的回歸，這也是一系列支持他的哲學家（如卡爾.施密特和海德格爾）在此產生的共鳴之一；而對史達林而言，他的「回歸」則朝向已經被建構出的未來，即共產主義社會。就如齊澤克指出的，這些「回歸」所指的物件都是大他者（the Other），由此為當下的行為提供源源不斷的正當性。
我想，所有思想和意識形態走至極端都是危險的。無論極左還是極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還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都殊途同歸。對於生活在啟蒙之後的世界中的我們而言，最基本的人權，民主法治制度對其的維護，已經被建構成一個堅實的基礎，然後在其上起高樓。對其的破壞或顛覆當然可以，但前提是你能提供一個更好地，提供一個為生活在同一個共同體之內的人們保持著自己的差異、自由的空間和免收迫害。我們應該在某種最基本的共識上發展某種以人為本的基礎。我在想，建構論的缺點也正在此，即統治者能夠以此為藉口而開始建構只對他有利的政治體制和倫理價值觀。在劉慈欣的《三體》中，表現的不就是這樣的思想嗎？特殊時期，特殊對待；為了大局，推翻某些基礎，因為就如施密特所強調的，那些推翻常規的英雄的行為在之後將成為新的常規。基列國的那些大主教應該會贊成他的這一觀點，並把它運用於實踐之中。
在最後多說一句。我們在許多科幻電影或小說中，時常看到這樣的情節：在世界末日，人類瀕臨滅絕，且面對兩難的選擇，而往往其中一個選擇是以違反我們一貫的律法或倫理而實現的，由此讓我們反思當下的法律、倫理和與之相關的制度現狀。劉慈欣的《三體》中有這樣的情節；在諾蘭的《蝙蝠俠》中，小丑把蝙蝠俠和兩艘船上的人們都置於這樣的狀況；在《2012》這樣的災難科幻片中亦如此……在這些電影或小說中，我們常見的一個破壞傳統律法和倫理的理由是「為了大局或為了人類的延續」。「為了大局」，在上文我已分析；「為了人類的延續」這個理由更讓人質疑。按照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所提出的觀點，我們不過是那些為了延續自身繁衍的基因的工具；並非我們要延續，而是那些基因要延續。許多人批評道金斯這一觀點，但當我們說出「為了人類的延續」這句話時，我們和那些基因又有什麼區別呢？
在我看來，人類千百年來的文明發展的最大目的之一，便是從混亂中建立秩序，從而讓人類能夠更好地生活和發展。在這其中，我們建構形而上、建構靈魂、建構意義和一系列的禁忌與倫理，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什麼？難道不正是為了超越我們的某種原始性（動物性），而從猿走向「人」？我們自身經歷千百年且依舊還在不斷修正和建構的「人」，不是自私的基因，而在我看來，也更不能因為「延續」，而重新變成「猿」的「非人」東西。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思客 《使女的故事》：「為了大局」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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