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飄零與人權》飄洋過海,再不相見:受刑漁工望不見的歸途

「請家人就當我死了吧。」對台灣人來說很難想像一個人怎麼會忘記自己的地址,然而印尼作為發展中國家,城鄉差異與貧富差距大,鄉村地區有水有電但絕非我們想像中的台灣現代農村,找人靠的是名字以及緊密的鄉村人際網絡口耳相傳。千里迢迢,怎麼找呢?兩年多以來家人沒有他們一絲消息,也許真的認為親人亡於茫茫大海中。

TIWA

2013年七月,特宏興368號漁船在太平洋上被攔截,海上喋血在媒體上報得震天價響,兩名台籍船員之死點燃島內族群怨懟的情緒,在「印尼人殺了台灣人」之前,其他什麼話-被打、沒有領過薪水、沒飯吃-都湧上喉頭但無以訴說。

六名印尼籍漁工以殺人罪名起訴,法院處以14-28年不等的刑期,面對漫長的牢獄生涯,誰也不期待自己在遙遠印尼鄉村的家人能來台見見他們。不是不見,而是付不起一趟機票錢。

2013年七月,特宏興368號漁船在太平洋上被攔截,海上喋血在媒體上報得震天價響,兩名台籍船員之死點燃島內族群怨懟的情緒。(海巡提供)

TIWA這兩年來持續推動移工受刑人監所探視,希望這些在異鄉監禁的人能偶爾有說對象,而在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作為一個移工身陷囹圄的困難。

「我忘記家裡的地址。」當我們想聯絡受刑人家屬時,Konedi這麼說。

對台灣人來說很難想像一個人怎麼會忘記自己的地址,然而印尼作為發展中國家,城鄉差異與貧富差距大,鄉村地區有水有電但絕非我們想像中的台灣現代農村,多數鄉下路還沒鋪、房子沒有門牌,找人靠的是名字以及緊密的鄉村人際網絡口耳相傳。千里迢迢,怎麼找呢?兩年多以來家人沒有他們一絲消息,也許真的認為親人亡於茫茫大海中。「請家人就當我死了吧。」Visa說。

「我被監獄的人潑水,不能拜拜。」Wara委屈地說。宗教生活對於伊斯蘭教徒來說是貫徹於日常的,一日五次禮拜與念經是受刑人心靈上的寄託。但在狹小的牢房中,要做禮拜就會佔用到他人的空間,唸可蘭經也被同房的台灣獄友抗議,並被獄方管理人員潑水制止。同是天涯淪落人,沒有共通的語言,在同一個空間相互擠壓,互相體諒變得極其困難。

一次探視中Wara特別拜託同鄉帶讀經的念珠,至少他能拿著念珠默唸經文,然而管理人員把珠子擋在外面「這個是什麼?」

Wara拜託同鄉帶的念珠。(TIWA提供)

「伊斯蘭教拜拜用的念珠。」

「這個不行。」

「為什麼?」

「所方規定只能送佛珠進去。」

「但是這個受刑人是伊斯蘭教徒不是佛教徒啊!總不能硬要人家拿佛珠吧?」

「不行就是不行。」

抗議無效。異鄉人在裡頭失語,也失去實踐宗教的權利。

「我生病了,沒有健保,在監獄裡看病很貴,沒有錢。」Visa在我們探視的前一天拔掉痛了好久的牙,身上一點錢都沒了。身為境外漁工,沒有台灣法令保障,在工作的時候沒有條件生病,在獄中也一樣。監獄並非如社會大眾所想讓納稅人承擔成本,受刑人得在工廠工作交換微薄工資,日常用品也得靠自己買,跟外面的世界一樣,沒錢就什麼也沒有。肥皂、信紙、牙膏、郵票,買不起就沒有,只能向人討,或是交換條件來換取。「裡面常常吃豬肉,我們不能吃,只能買泡麵。」一包最便宜的牛肉味泡麵14元,一周吃三次42元,沒有錢怎麼辦,要嘛餓著肚子不吃豬肉,要嘛就是放掉最後一點對宗教堅持,服膺於現實。

「仲介說在船上工作一個月可以拿到260美金,我就來了。」Konedi原本在印尼當清潔工,因為沒有錢,老婆離開了他,為了父母以及八歲的兒子,他選擇到海外賺錢,為著只是每個月不到台幣一萬元的工資,但工作了六個月,連新台幣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還不時被台籍船長毆打。怎麼辦沒拿到錢、家人怎麼辦、為什麼要打我、好想回家...半年來在海洋上壓抑的情緒爆發,憾事發生。

「對不起船長的家人,我做了錯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好像失去了自己...」

「如果可以重來...」

這些聽起來都是後話了,卻是兩年多來盤據受刑漁工心頭的哀鳴,悔不當初,拳拳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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