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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伊朗伊斯蘭革命」遮蔽下的「伊朗革命」

賦予一段歷史事件定義對於理解事情有所助益,卻往往只能呈現單一面向。簡化了來龍去脈,將導致觀察角度趨於單調與貧乏,進而限制了思考的空間。例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何梅尼宗教人士的身份影響了研究者觀察的角度,但伊朗革命的前因後果卻都不是為了伊斯蘭。

陳立樵

多數關於西亞歷史與當代局勢的研究與評論,往往過於凸顯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力。

宗教勢力時常與世俗政治對立,西亞世界許多事件因此多冠上了「伊斯蘭」之名,「為神而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教合一」這類用語便時常出現;伊斯蘭宗教經典的經文也被拿來一再引用,千年前的文字用以描述當代的情勢。於是,有關宗教的論述汗牛充棟,但有時候卻缺乏對事件本質的探討。以1979年伊朗的革命為例,主流論述比較像是「伊斯蘭革命」,而非「革命」。

宗教勢力時常與世俗政治對立,西亞世界許多事件因此多冠上了「伊斯蘭」之名,伊斯蘭宗教經典的經文也被拿來一再引用,千年前的文字用以描述當代的情勢。(wikipedia)

1979年伊朗革命發生,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了政權,何梅尼宗教人士的身份也影響了研究者觀察的角度。「宗教人士掌握政權」的結果,成了眾人探討這場革命的出發點。很多人開始好奇,「宗教人士為何能在革命中成為重要人物?」、「宗教又為何能夠驅使革命成功?」。於是乎,何梅尼過去反對政府的言論、行動,一一成為奠定1979年伊朗革命的基礎。

我們亦可看到許多研究提及「何梅尼成長於伊朗遭西方國家壓制的時代,因此反西方的思想其來有自」。1963年,何梅尼因反政府行動遭到伊朗政府驅逐出境。這也形成何梅尼做為79年革命領導人的主因:在革命前,他早已致力於反政府運動。何梅尼所寫的書,無論是1941年、或是1971年出版的,都可看出他反政府、反西方的立場,再透過演講錄音帶、作品集結出版而凝聚群眾力量。

種種從伊斯蘭出發的的論述,讓革命宛如何梅尼主導的事件。

多數研究也提到,伊朗的伊斯蘭信仰在1960年代政府西化政策之中逐漸式微,但西化帶來貧富差距擴大、政治動盪不安、傳統文化喪失,最後導致人民起身反抗,在這樣的環境下,宗教成了多數民眾心靈的寄託。伊斯蘭復興、傳統重建,於是成了革命的動力。再者,伊朗穆斯林激烈的反政府行動,具有伊朗什葉派的深層根基。伊朗的什葉派宗教人士之中,正好有部份是傾向介入政治,何梅尼正是其一。

1979年伊朗革命發生,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了政權,「宗教人士掌握政權」的結果,成了眾人探討這場革命的出發點。(www.irdc.ir)

若回溯什葉派歷史,即可發現歷任的伊瑪目都有對抗遜尼派當權者的事蹟,伊朗自16世紀起便以什葉派為政治基礎,傳承了抗爭的因子,於是,在伊朗穆斯林眼中,伊斯蘭世界的理想狀態,就包含了宗教性質的抗爭,認同宗教應凌駕世俗政治亦不足為奇。於是,千年前出現的什葉派信仰,成了1979年伊朗革命展開的根源。何梅尼政府成立之後,這場革命事件順理成章成為「伊斯蘭革命」,新國名就成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然而,從不同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伊朗革命並非只有何梅尼一人值得一談。

儘管革命的結果由何梅尼掌握政權,但整起事件何梅尼並沒有親身參與,在伊朗國內反而是由部分政治組織與政黨主導反政府運動,巴札爾干(Mehdi Bazargan)、衫嘉比(Karim Sanjabi)、巴賀提亞爾(Shapour Bakhtiyar)等人,都曾與伊朗國王對談,這些人同時也是1940、50年代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們的政治經驗比何梅尼更早,為運動做出的貢獻也更多。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國家邁向更好的境界,爭取更自由的輿論空間以及更能與國際接軌的經濟路線。

從革命的過程中可看到,反政府人士的訴求並不在於宗教,民眾在宗教節日群聚清真寺也非宗教力量的展現,穆斯林向來都聚集在宗教場所,沒有革命與非革命時期的差異(Mass demonstration by Tran_Quoc123 using CommonsHelper wikipedia)

為了更好,是反政府運動的目的。

1978年12月,巴賀提亞爾與國王交談之後,國王同意以休假名義離開伊朗,由巴賀提亞爾擔任首相來穩定政局。革命能有初步成果,巴賀提亞爾是其中的關鍵。對於許多當年經歷過革命的伊朗人來說,1979年革命的重點並不在宗教,何梅尼也非眾望所歸的領袖,甚至一躍成為革命要角也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變化。有人說,就算何梅尼擁有廣大的支持,也不代表他就應該在舊政府垮台後執掌政權,身為宗教人士,該做的是回到家鄉繼續宗教事業。

1978年12月,國王同意以休假名義離開伊朗,由巴賀提亞爾擔任首相來穩定政局。革命能有初步成果,巴賀提亞爾是其中的關鍵。(www.fouman.com)

觀察1979年伊朗的革命其實應該多面向,探討革命不能只圍繞著何梅尼。

至於宗教力量的再度興起、凝聚人心,或可解讀為人們無法在國家全面西化的過程中得到滿意的生活,遂轉而追求宗教帶來的精神慰藉,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上儘管合理,但從革命的過程中卻可看到,反政府人士的訴求並不在於宗教,民眾在宗教節日群聚清真寺也非宗教力量的展現,穆斯林在宗教場所聚會,沒有革命與非革命時期的分別,更何況,不是所有伊朗人都是穆斯林,就算反政府的群眾都是穆斯林,目的也不見得就是為了伊斯蘭。

何梅尼以自己的伊斯蘭理念做為憲法制訂的基本架構、建立以伊斯蘭為主的共和國,都曾面臨過國內龐大的反對聲浪。此外,舊政府的西化政策是否讓伊斯蘭式微,並沒有標準可以衡量,畢竟國王本身也是穆斯林,也大力推動宗教教育,政策再怎麽西化,伊朗的本質還是伊斯蘭國家。什葉派對於所謂世俗政治的立場,僅是宗教角度,這不是革命份子的立場,也不代表所有穆斯林的想法。

何梅尼以自己的伊斯蘭理念做為憲法制訂的基本架構、建立以伊斯蘭為主的共和國,都曾面臨過國內龐大的反對聲浪。(shiawallpapers.deviantart.com)

1979年的伊朗革命一定有相當關鍵的觸發因素,耙梳這段歷史並不是為了做出「伊朗革命的伊斯蘭表現只是一連串巧合」的結論,而是為了說明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並不需要特別去定義些什麼。

「革命的前因後果都不是為了伊斯蘭」。對宗教人士來說,這是伊斯蘭革命,但對於其他形形色色的伊朗人民來說,革命存在有各式各樣的動機與目的。儘管賦予定義對於理解事情有所助益,但卻往往只能呈現單一面向。簡化了來龍去脈,將導致觀察角度趨於單調與貧乏,進而限制了思考的空間。

不僅是1979年伊朗革命,對於西亞世界的觀察我們也應有不同角度觀察與探討,不為宗教角度所遮蔽並著重在各個歷史事件的複雜性與多元性,才能將歷史呈現出最真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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