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硯
2005年5月8日，我在聚集了約六千人的柏林布蘭登堡門前，親臨慶祝終戰六十週年活動現場。前一年適逢諾曼第登陸六十週年，同樣也有盛大的慶祝與閱兵活動，出席的各國政要中，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與法國總統席哈克是國際矚目焦點。當時兩國正因為出兵伊拉克的迥異立場吵得不可開交。不過，這個慶祝活動裡，還有一位貴賓，時任德國總理的施若德也出席了這項盛會。而十年後的七十年週年紀念活動上，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出席了。
見證柏林、德國、歐洲乃至世界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 abends ,Thomas Wolf, www.foto-tw.de 维基共享）
一個看似充滿征服者意味的慶祝活動邀請當年的戰敗國出席，而戰敗國領導人也從善如流，想必這樣的活動並不會讓德國感到不適，反而還宣示了對於當年的敵國已放下仇恨，成為盟友的意涵。
二次戰後，德國政府對於過往納粹時期所造成的傷害，不管是精神與物質層面上都進行了一連串復原措施。納粹對猶太人屠殺歷史，也讓德國成為以色列最堅定的盟友之一（儘管這不代表以色列在以巴衝突上的作為是對的）。 除了對外關係的維護，二戰之後，德國政府也積極展開對過去這段歷史的檢討，在佔領國時期即展開「去納粹化」的工作，對二戰的深刻懺悔，使得德國成為了轉型正義的代表國家。二戰時期被納粹驅逐的威利布蘭特，擔任德國總理之時於華沙抗暴紀念碑下跪道歉，此舉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
二戰時期被納粹驅逐的威利布蘭特（圖），擔任德國總理之時於華沙抗暴紀念碑下跪道歉，此舉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http://www.willy-brandt.de/）
儘管如此，德國統一後卻也興起一股「新納粹」浪潮，即便德國在法律對二戰歷史已經定調，但新納粹卻不因此消減。2005年5月8日當天，慶祝終戰活動的同時也有一場新納粹的集會，地點位於布蘭登堡東邊的亞歷山大廣場，距離同條路上的終戰慶祝會場僅一千公尺之遙。在慶祝大會上，有人說「東邊的新納粹現在要往這裡移動」，這時就有許多德國人扶老攜幼，往東邊走，試圖佔領道路不讓這些新納粹往西邊移動。
我身旁的德國人很憤怒地告訴我，「明明新納粹的人數很少，卻讓這個國家蒙受不白之冤。」
1993年，德國政府於柏林洪堡大學旁的新崗哨（Neue Wache）設置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每年在此舉行紀念活動、哀悼受難者。在地球的另一端，聲稱「贏得二次世界大戰」的我們，身為「戰勝國」遇到七十年勝利的大日子，又怎能不大肆的慶祝？尤其，今年馬政府為了爭取對日抗戰的詮釋權，特別舉辦多次活動，七月，對日抗戰勝利的閱兵典禮；在此之前更為復刻版軍機塗裝問題遭日本抗議；馬總統更多次在公開場合，利用課綱等議題抨擊日本政府未能如同德國一般面對過往的歷史。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中，雕塑家柯勒惠支作品 Mother and Her Dead Son（Statue in the Neue Wache by Drrcs15 - Own work 維基共享）
只不過，德國人面對的是自己痛苦的過往，而我們面對了什麼？
戰爭所造成的悲劇，是屬於每個參與其中的國家與身不由己的個人，慘痛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場戰爭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當我們喜孜孜地慶祝這場「勝仗」是國民政府而不是共產黨打下，只為了得到這場戰爭史的詮釋權，那些戰爭下的亡魂以及受害者，誰又該去緬懷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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