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硯
1903年，現代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馬克思.韋伯離開海德堡大學，直到1920年辭世前，都未曾任職任一大學或研究機構，而是自行寫作。這段期間他發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系列的論文，是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1755年，康德發表了重要著作《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在這本著作發表前，康德的工作是擔任貴族的家庭教師。
這兩個人是不是學者？我想答案顯而易見，他們不但是學者，而且學術成就無人能及。但很明顯的，他們都沒有雇主，或是被雇用的工作並非撰寫學術作品。
何以見得是學者？因為他們以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取得成果或者是獲得知識上的確信。
7月24日晚，一群反課綱的高中學生以爬牆方式進入教育部，隨後進入部長辦公室，被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員警逮捕移送少年法庭，同時被逮捕的還有三名記者，分別是自由時報攝影記者，苦勞網記者，以及之前受雇於網路媒體新頭殼，離職後利用臉書寫作的「獨立媒體人」。事件發生後，最受外界質疑的，就是「利用臉書從事新聞寫作到底算不算記者？」。同時間，被逮捕的學生當中，也有一位宣稱自己為公民，從事直播工作的人員，不過不被警方認同，並將他與其他學生一同送辦。
自由時報記者廖振輝（右）、苦勞網記者宋小海（左）及獨立記者林雨佑（中）。（記者簡榮豐攝）
到底誰是記者呢？記者是個工作還是個頭銜呢？
就憲法層次來說，這還不牽涉到新聞自由，而是工作權的範圍。工作權範圍頗大，簡言之，意指可以選擇職業以及執行該職業之權利。在這裡的工作，指的是行為人將作為生活關聯之活動，另一方面則要有一定期限內的反覆行為，但跟報酬並沒有直接關聯，所以志願性的工作也被包含在內。是否一定要有雇用者，顯然不是考量點。
所以說，上述的康德與馬克斯.韋伯，因為「以進行科學之方法從事研究取得成果或者是獲得知識上的確信為業」，所以被稱之為學者，進而享有學術上的自由，即便不在大學任職亦然。只是在大學裏，就必須要注意到大學的組織須合於學術自由的要求，此時，所謂的「大學自治」才會出現。
林育立以德文詳實記錄太陽花學運的過程。（擷自Sunflower Movement 太陽花學運臉書）
記者若以報導或評論公共事務為業，是否被機構雇用就不是問題，而是在於他「有沒有以一個記者的工作方式來進行報導或評論工作」。當然，絕大部分的記者在普遍的現況下，都為機構所雇用，如同學者多服務於大學與研究機構一樣。這裡產生新聞自由問題對抗的對象主要是國家，當然服務機構也是對象，否則編輯室公約將沒有立足之點。
這幾年社會抗爭頗多，跑線的記者為求新聞來源與社運團體多保持一定友好關係。這是任一跑線記者的任務之一，社會線記者把警察局當辦公室、立院線記者每天遊蕩於立法委員研究室與立法委員及助理培養感情，是司空見慣。重點在於公民記者在採訪的場域中是否以「採訪者」的身份存在。
「周刊巴爾幹」總編輯張桂越以５萬元創辦雜誌。（記者謝文華攝）
在網路科技發展下，「公民記者」這種以前沒有想過的工作出現了，也有資深新聞工作者離開了自己原來服務的機構，過著跑單幫的生活，以追求更大的報導空間。例如張桂越在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辦起了個人通訊社，孫窮理離開苦勞網後創立了一個人的網路媒體，前中央社駐柏林特派員林育立，在今年得到曾虛白新聞獎，但其主要的寫作管道是臉書，請問他們三人如果到了抗爭現場去採訪，是否會有人質疑他們的身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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