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時我其實不太能理解，一個社區裡竟然出現多個家戶家中都有一個、或者多個問題孩子，甚至除了問題孩子、仍有老病殘的成員。這可以解釋為何華光社區這塊「金磚」仍存在著為數不少的自營違建聚落，也更能解釋為何華光社區的居民在被法務部提告、強制執行後，仍無力搬遷離開的現實狀態。
余家，除了余伯伯和余伯母，膝下二子一女，其中長子弱智、生活無法自理，女兒在外自力求生，實際上也無法幫助家中。余伯伯因肺病，需24小時戴著氧氣，目不識丁的余伯母只能在家照顧生病的丈夫、和弱智的長子，全家的生計只能靠著余二哥擔任送貨員的微薄薪資擔負，為了這個沉重的家庭，余二哥和其妻子甚至不敢生養小孩。
不當得利，是手段？或者殘害？
華光社區這塊「金磚」仍存在著為數不少的自營違建聚落，也更能解釋為何華光社區的居民在被法務部提告、強制執行後，仍無力搬遷離開的現實狀態。（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面對國土被佔用的問題，我們能理解國家需收回的理由和正當性，然則，當一塊土地，超過50年被佔用卻視而不見的政府，難道沒有管理不當的瀆職行為？如今政府對居住其上的居民們追討不當得利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追究過去瀆職的管理單位職員們？退休的，就該追究應負的責任與追討已領回的退休金，如此對華光社區的居民才是公平。
其次，當國家自降國格，以民事訴訟告訴華光社區居民的同時，即已經和居民們平起平坐、自認為「人民」，這是無庸置疑的現實狀態，然而，整起事件當中，卻有數點角色混淆不清的狀況：
一、若係民事訴訟，以不當得利為迫遷居民的手段時，當迫遷已經完成，為何必須追討不當得利到底？當房子被拆光後，居民仍背負著沉重的不當得利罰款，多次和法務部、財政部協商，獲得的回應始終是「我們是公務員，保管著國家的財產，若我們撤銷、或者減免你們的不當得利，那我們會有『圖利』罪。」－－此時，國家的角色即出現在此件民事訴訟中。
二、民事債權糾紛中，若有房屋點交事宜，從來只會調派二名員警會同，因為可能面臨屋中仍有人居住無法進門的情形，此時有警察會同，可請鎖匠開門進屋點交。然則，我們回溯到兩年前4月24日的金華街場景，我們發現法院只調派二名員警的公文，大安分局卻大動作地在4月23日下午三點開始封鎖金華街路段，禁止人車通行，若係封鎖路段內的居民要進出，還得出示身分證件，從23日至24日，甚至調派超過500名員警處理這起「民事訴訟強制執行」案件。
我們從不知道，原來警力可以如此任由「人民」濫用。除腳色混淆不清之外，這整起迫遷事件，我們看見有多個家戶家中老弱病殘皆有之，生活困頓、情緒瀕臨崩潰，這樣的家戶亟需國家伸出援手，協助他們生活在比較好的環境中，但事實卻不然，國家仍張牙舞爪地不顧其即將流離失所、不擇手段地迫遷！若然2012年沒有幾波強度夠的抗爭、擋拆行動吸引媒體關注，這才有了市府釋出中繼住宅與平宅給寥寥可數的家戶，無家可歸的家戶將更多！
如今，中繼住宅將邁入第三年、也是最後一年的的續約程序，寥寥可數住進中繼住宅的家戶中，有的即已經舉債支付房租度日一年多，即便仍能安然度過第三年，試問，三年過後，這些人該何去何從？
法務部又請求法院對余家追討不當得利，我們要問的是，國家何須對人民如此殘暴？當國家要求銀行和卡奴們做債務協商的同時，國家又何嘗不能在已經完成迫遷程序後，對人民網開一面、不再追討曾經被做為迫遷手段工具的不當得利罰款呢？
（華光社區自救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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